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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及经济差距分析摘要：本文以深沪2006-2010年京、沪、苏、浙、粤、鲁、鄂、川八省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结果发现：各区域资本配置效率仍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这种差距有望缩小 关键词：资本配置效率 经济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效率优先，发展到20世纪末的效率兼顾公平，直到21世纪的以公平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已成为众多学者探究的话题。资本和劳动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尽管存在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但资本趋利的天性，使得我国目前资本在市场驱动下从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区域流向资本配置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然而经过近十年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引导，我国各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如何，如何缩小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和经济差距值得研究 二、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测算和比较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上市公司最多的八大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八个省市分别为：东部地区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中部地区的湖北；西部地区的四川。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主板、创业板和OTC市场等，时间跨度为2006―2010年的5年。剔除了数据异常和数据不全的公司；剔除了金融业上市公司，共获取上市公司数量是广东省299家；北京市160家；上海市191家；浙江省171家；江苏省167家；山东省131家；湖北省75家。总计1276家上市公司 （二）回归模型的设定和资本配置效率的计量 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学家在测量资本配置效率的常用方法是Jeffrey Wurgler提出的测量各个国家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模型形式如下：。其中，I代表总的固定资本形成（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V代表的是增加值（value added），而T代表的则是时间（年）。这样，通过公式得出的ηc则代表的增加值增长率相对于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的弹性，表示的是C国家在它的成长性行业中追加资金以及从它的衰退行业中撤除资金的程度，也就是该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考虑到Jeffrey Wurgler模型只进行了单因素分析，仅把行业利润或者增加值作为唯一的自变量继入计量模型，忽视了其他可能影响行业固定资本形成的因素对其配置效率的影响，因而是不完全的。从经济意义上分析，由于地区经济的复杂性，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资本配置效率还受到很多非利润因素的影响。故除了销售收入以外，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增加选取了负债总额、税收因素为自变量，通过考察固定资产存量和销售收入、负债总额、税收之间的关系来描述我国各区域八省市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具体测算模型为：αc+?浊ict。本文以“（年初固定资产净额+年末固定资产净额）/2”来衡量企业的资本形成情况。本文选取销售收入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选用负债合计数代表企业获得的贷款数额以衡量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力度，以“（支付的各项税费总额-收到的税费返还总额）/资产总计”来反映企业单位资产对政府的贡献度，从而衡量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意愿。式中：I 为企业的资本存量；V代表企业的盈利能力；D反映金融机构与其它自发性投资对企业的支持力度；T反映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意愿；下标i表示企业；下标c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系数ηc、βc、γc分别反映某个地区的V、D、T的弹性值；截距项αi，εict综合反映了未进入模型的其他外生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本配置的影响程度。根据指标的选取，当ηc、βc、γc大于零，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反之，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是缺乏效率的。当ηc、βc、γc均等于零时，某地区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成长性无关 （三）测算结果分析 （表1）可以看出：第一，从整体来看，销售收入（盈利能力）这个因素对大部分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是明显的（除了四川省、山东省）；负债总额（金融机构支持力度）这个因素对一半以上的省市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明显的；税收（政府支持力度）只对上海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是明显的。从整体上来看，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还是比较好，只有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的整体效果不太好。湖北省、北京市、浙江省上市公司的利润的系数为正，负债、税收负担的系数为负；四川、上海、江苏省上市公司的利润、负债的系数为正，税收负担的系数为负；而广东、山东这三项的系数均为正。可见，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对企业的资本形成有影响，同时说明这八个区域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从整体上看是有一定效率的。第二，从盈利能力分析，北京市的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