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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处理劳资矛盾和工资问题的启示 高锋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作者简介：高锋，原中国驻瑞典使馆参赞和中国驻瑞典哥德堡总领事。 内容摘要：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资矛盾在许多国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不同政党对此采取了不同态度。瑞典社民党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坚持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制；在承认劳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通过国家干预、劳资谈判和劳动市场规则变革，对私人资本的功能进行了限制和改造，使国民收入社会化，劳资分配合理化，在劳资两大派之间实现了权力与利益的平衡，从而使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富有活力的因素”。瑞典等其他国家处理劳资矛盾的先进经验，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瑞典 劳资矛盾 工资问题 自1850年瑞典工业化起步以来,瑞典经济结构共发生了四次重大调整或者说发生了四次周期性变革。期间，不同的技术革命与组织革新相互更替，促进了投资活动和经济结构变革，使瑞典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社会成功地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社会民主、福利全面的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瑞典是怎样处理劳资矛盾的，是如何使这两大阶级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福利社会的，本文主要就此作些探讨。 一、现代劳工市场制度的形成（1850-1890年） 大约在1850年，瑞典开始了一个以蒸汽机使用和铁路建设为主要特点的技术更新与变革时期。1850年至1870年，蒸汽船和其它技术的引进使瑞典木材出口翻了五番。受新兴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国家开始放松对经济与商业的控制。1846年政府颁布的工厂与手工业条例中首次肯定了“劳动自由”的原则，主张劳资双方“平等地”就工资和其它雇佣条件达成个人契约，以取代重商主义时期国家规定的工资条例和其它雇用条件。 通过改革，无业人员的流动不再被视为“犯罪”，不须被遣送强制性劳动或者押送当兵，人员流动也不再必须通行证。１８６４年公布的经济法规又确定了经济自由原则，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组织起来实现其经济目标，从而取消了对工会和罢工的禁令。但工人在当时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不可能对资方的雇用条件提出任何异议。老板对工人实行家长式统治。工人工作环境恶劣，每日工作时间常常超过1５个小时。因此，这种“个人契约”实质上是资方单方面控制下的“契约”。随着上述两大自由原则的实施，人员流动可能性大大增加，工人可以用脚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了劳动市场。 建立以个人契约为标志的劳动市场规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瑞典现代化变革的一部分， 这一改革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招募职工提供了方便，从而为瑞典工业化的突破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集体谈判与集体协议制度（1890-1930年） 瑞典工业化的第二阶段变革开始于1890年。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的使用大大改善了交通，增加了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工业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和与银行密切合作的大工业的出现是这次工业化浪潮的特点。１８７２年至１９１２年，瑞典工人增加了７倍，2/3以上的工人在职工总数超过１００人以上的大中企业工作。工业的发展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使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并要求改善其经济地位。1850年，瑞典出现第一个工会。1880年，斯德哥尔摩木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工会在瑞典最终取得突破。１８８９年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社民党）成立，参与发起的组织2/3来自工会。１８９８年，社民党领导下的瑞典总工会（ＬＯ）成立。瑞典资产阶级也较早地组织起来。1873年，瑞典第一个资方组织--斯德哥尔摩面包坊业主协会成立。1893年，第一个全国性雇主协会—瑞典印刷业主联合会成立。1902年，瑞典雇主总会（ＳＡＦ）成立。在它们的影响下，公私部门的职员们也开始组织起来维护自身利益。 激烈较量 组织起来的劳资双方展开了激烈较量。斗争不仅涉及工资和其它工作条件，而且更多地涉及成立工会的权利、工会代表工人谈判的权力和工人罢工等一系列其它劳工权利问题。开始时，资方以种种借口拒绝与工会谈判。他们宣称由工会代表工人谈判不符合个人契约原则，说工会受外来社会主义分子控制等。他们或者阻挠工人成立工会或者派人组织“自己的工会”。他们从外地，甚至从国外雇人来破坏罢工；关闭发生罢工的工厂甚至整个行业的工厂，以打垮工会组织。1905年，3400名冶金工人举行罢工，资方下令关闭101个工厂，强迫17500名工人下岗，以向工会施加压力。对不服从其命令的工会领导人，资方随意开除并将其列入黑名单，使其很难找到工作。资产阶级政府对劳资冲突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却通过法律禁止工会（在罢工时）劝阻工人上班。1899年通过的奥卡尔普法案甚至宣布仅仅有阻止罢工破坏者上班的企图即为“有罪”。但压迫愈厉反抗愈大。瑞典劳资冲突到20世纪初达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