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的话剧情结.docVIP

在首都剧场见到濮存昕时，他刚刚结束排练，从剧场３楼的排练场出来。他出演话剧《白鹿原》中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白嘉轩，一个儒家道德传统的忠实实践者。 　　濮存昕一米八的个子，戴着一顶蓝色的旅行帽。经历了三四个小时的排练，脸上带有些许的疲惫。 　　“哎呀，还没从戏里出来呢！”见我们在等他，他不好意思地用手揉着脑门。我怕他不方便，问是否要另约时间。“现在不就有时间吗？再等也是这种情况。”他回答。 　　■ 个性十足的魅力男人 　　采访中，濮存昕始终比较严肃。他偶尔手托下巴，似在沉思。可能是与媒体接触多了，面对采访，他从容练达，回答很有逻辑性。 　　濮存昕一开口就坦诚地表示，他现在不想谈两方面的话题：一是公益活动方面的，因为谈得太多了，没什么新的内容。另一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隐私。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土生土长的，像常人一样生活，实实在在工作的一个老百姓。”濮存昕接着说，“演员与歌星不同，虽然都要化装、打扮，但歌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形象，他们是代表自己的；我们则始终藏在角色的后面，不管角色怎么样，一回到现实，自己还是个普通人。” 　　濮存昕总是委婉地拒绝向各家媒体谈论个人感情，包括他妻子、孩子什么的。 　　“距离产生美，有距离才有吸引力。”他说：“我的私生活没有任何价值。作为一个演员，最光彩的是舞台上和艺术上的那部分，那才是无价的。况且我作为一个演员，本身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什么秘密了。” 　　濮存昕在影视中的出色表演，儒雅坚定的男人形象吸引了众多女性观众，成为不少３０岁到５０岁女士的偶像。一些崇拜者甚至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就是为了听听他的声音。 　　“我的手机号码都被贴到了网上。”谈到影迷的热情，谈到某些热情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的影响，濮存昕表现出豁达与宽容。 　　■ 就想当好职业演员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１日，濮存昕被任命为“人艺”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院长。 　　院长当了不到４个月，他就向上级递交了辞呈，同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全剧院。他苦闷地说自己实在做不了领导，这辈子只适合做演员。 　　那是在“非典”结束之后他参加的第一出戏《北街南院》上演当天。 　　“行政工作，坦率地说，和背台词、塑造人物没关系。在２楼刚刚开完会，吵架、争论，闹得心情挺不愉快的，上到３楼，进排练场你就背不来词了。” 　　“我是一个职业演员，就要尽职业演员的职责，我只想演好戏，其它的都不怎么重要。” 　　辞职报告上交两年多未果，他最关心的还是演戏。 　　一提起排演中的《白鹿原》，他顿时来了情绪。 　　“演农村题材对于演员来说不是表皮的模仿，大部分工作是排练场之外的。” 　　很少塑造农村题材角色的濮存昕专门到陕西看窑洞，问民俗，听秦腔，寻状态。现在他的表现使作者陈忠实渐渐放下了心。 　　“方言已不是大问题。”濮存昕说：“关键是看能不能融入到戏里面。空间感、角色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为你要变成另外一个人，捕捉这种感觉比较艰难。” 　　“城市生活的干扰影响，加大了我进入角色的难度。但要拥有一个封闭空间是不现实的。我感觉到自己现在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 　　濮存昕总是说，自己不是一夜成名的演员。年轻时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他，“感觉自己演戏就像是在割麦子，一天一天地演出，像在一刀一刀地收割。戏得一个一个演，台词得一句一句背。一场话剧的观众９００多个，演１０场才近万人。被大家认识和接受，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 　　■ “话剧是我一生的情结” 　　濮存昕为全国观众认识和喜爱，最初是通过《英雄无悔》这个电视剧，可他一直说，话剧对他很重要。如果话剧的档期和拍戏有冲突的话，他绝对会服从话剧，因为那是他的职业。 　　他认为，话剧是让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形式。话剧与唱歌、跳舞等娱乐活动不一样，必须是心灵之间的沟通，台上台下的交流。那种同处的感觉是影视作品完不成的。 　　“我很留恋我在舞台上所有剧目的演出，我认为我在舞台上的成就远远高于影视作品。话剧是我一生的情结。不到演不动的时候，我不会离开戏剧。” 　　濮存昕对自己演过的角色多数均感满意。他说：“这些形象都是我花费很大的精力与心血塑造的，是我某个时间段真诚的表达，都有一个从不懂到懂慢慢摸索，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是汗水的结晶。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你不可能说最喜欢哪一个。” 　　当然也有例外。“《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那是他年轻时发生的事。“可以说是‘为五斗米折了腰’吧！结果受到了批评，我觉得大家批评的对。” 　　当前濮存昕正处于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时期。拿他的话讲，１天要干８天的事。 　　“现在是我一生最宝贵的时间：上有老人健在，下边孩子长大了，家庭和谐美满，我可以全身心地干自己的事业。等上了年纪，恐怕精力就没这么足了。我得抓紧时间啊。” 　　濮存昕小传 　　１９５３年生，一级演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