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许可的私人创制与法定安排论文.docVIP

　　著作权许可的私人创制与法定安排论文 .freelons) ，都是通过公共许可协议实现作品共享。不同于集中许可和公共许可，法定许可是国家立法的产物，其目的最初旨在限制出版商对作品的垄断。由于市场垄断是私人机构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法定许可惟有以国家立法的方式干预市场，因此被称为调和著作权扩张与限制的“折中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许可效率。8 由此可见，许可机制的演变，旨在适应技术与社会条件的变化，其中既有来自市场主体的私人创制，也有来自立法者对市场机制的调节。集中许可是权利人自发变革的产物，因此在适应新的传播效率问题时，权利人无疑倾向于自己创设的许可机制，即通过改革集中许可程序和扩大集体管理组织交易范围，使其涵盖数字传播行为。9相反，作为权利人对立面的使用者，特别是网络内容与服务提供商等需要大规模利用作品的使用者，仍然主张以法定许可同时应对权利人许可效率与使用者的传播效率。使用者认为，如果以法定许可规制数字传播行为，可以促使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与补偿相分离，并实现传播效率与许可效率的契合。10正是由于产生来源的差异，在选择何种进路更能改进数字时代的许可效率问题上，不同主体因分别支持各自偏好的许可模式而导致争议。 ( 二) 排他性差异: 著作权许可立法争议的本质体现 上述著作权许可类型，虽然皆是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对传统授权许可模式的改进，但在提高许可效率的方式上，不同许可模式的进路截然不同。上述差异表面上源于不同主体偏好各自创制的许可机制，但本质上却是不同许可机制所保护的利益存在差别。 首先，集中许可机制是以解决权利分散性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将分散的权利集中管理来提高许可效率。集中许可机制从模拟复制时代发展至今，已在不同的著作权客体类型上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制度运作模式。20 世纪初成立的“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 ASCAP) 与“音乐广播公司”( BMI) ，通过集中分散于权利人的音乐作品公开表演权，让使用者可一次性获得大量音乐作品的公开表演许可。1978 年成立的“著作权交易中心”( CCC) ，则代表权利人行使传统和数字形式的复制权，实现了对文字作品的集中许可。使用者既可直接与 CCC 交易，也可通过 CCC 获取权利人信息，进而直接与权利人协商。上述集中许可机制的特点，在于使集体管理组织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易条件格式化，免去了双方在作品使用数量与方式等问题上重复协商，通过实现一站式许可，权利人既得以借助集体的力量获取权利收益，也降低了逐次协商的交易成本。在解决著作权分散性的同时，集中许可又保留了授权许可对权利排他性的坚持，无论是在从权利人处获得许可的权利集中阶段，还是在代表权利人实施授权的权利运作阶段，集体管理组织皆是在尊重权利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使作品利用方式与费率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权利人手中。申言之，集中许可是在延续授权许可尊重权利排他性的前提下，对权利分散性问题做出的制度回应。 其次，法定许可机制是以弱化权利排他性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直接以立法预设交易条件来提高许可效率。法定许可对权利排他性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定价权的转移，即对财产利用的价格改由法律设定，而不再基于市场供求关系; 二是许可权的转移，即符合法定条件的使用者皆可跳过协商环节，直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全面简化了许可的协商环节。如此既能保证权利人借助新传播技术获取收益，也可转嫁逐一许可的交易成本。在音乐作品机械复制、录音制品广播和报刊转载等许可规模较大的领域，法定许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适用。 最后，公共许可的改进方式更具特殊性，一方面看，公共许可与集中许可相同，两者既是私人创制的产物，也以适应新传播技术为目标; 另一方面看，公共许可又与法定许可相似，两者实现方式旨为弱化甚至放弃权利的排他性，试图将许可中增加的交易成本一并解决。公共许可作为“去中心化、去阶层化”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模式，受协议约束的主体皆在放弃产权的前提下进行创作，所以基于著作权的搜寻成本、协商成本与执行成本等皆被排除在外，充分发挥了网络在传播效率上的优势。 综上可知，从集中许可到公共许可的制度创新，虽皆是为实现许可效率与传播效率相适应，但其立法构造却因其创制主体的不同需求而存在差别: 集中许可是在维持权利排他性的前提下降低许可的交易成本，回应的是因权利分散性导致的重复协商问题; 法定许可是通过弱化权利排他性的方式来提高许可效率; 公共许可则是创作者自发在一定程度上与范围内放弃著作权的结果。可以认为，著作权许可机制在立法选择上的争议，乃是对著作财产权排他性的取舍。就使用者而言，以最低成本追求获取最多作品是其对著作权许可机制变革的惟一需求，因此以全面适应传播技术为目标的法定安排，显然更符合使用者的要求;11对权利人来说，其主张的是作品收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