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论文.docVIP

　　论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论文 .freelunism: A Neain Rolland 1866-1944）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这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15/1947）的法国左翼作家对苏联看法甚至相左。 30年代初，罗兰和纪德也是深为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就所吸引，具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而1934年12月1日苏共领导人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这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左翼的探路人，前者应高尔基之邀于1935年6月访苏；后者于次年5月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高尔基追悼大会。罗兰与斯大林有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其间写成了《莫斯科日记》，回国后一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请允其发表，斯大林始终没有回音。罗兰遂在日记标题页上写下该书50年内不得发表的字样。同年10月，他公开发表了《莫斯科归来》一文还是对苏联作了正面的描述：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对自己的信念坚定不移，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伟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人民掌管着自己的命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1936年12月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公布，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罗曼·罗兰在日内瓦发表谈话：“这在生活中实现了直到今天为止始终不过是人类梦想的伟大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而纪德访苏回国后发表的《从苏联归来》（在狱中的托派成员郑超麟将其由法文译成中文，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完全是一个负面的形象。纪德的转向当即招致苏联当局及其拥护者的强烈指责和辱骂，对此，纪德又写下了《为我的 从苏联归来 答客难》，为自己争辩(该书也由郑超麟翻译，出版署名“林伊文”，亚东图书馆1937出版 )。 虽然苏联官方对纪德一行的访问礼遇有加，住高档宾馆，吃美味大菜，连香烟都是“特供”的，可纪德不为所惑，大胆直言。苏联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思想麻木，舆论一律，个人崇拜。在苏联，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甚至连服装都是统一的白色基调）。“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集体农庄留给他们是“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 “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到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苏俄的官僚制还催生出一个新资产阶级，所谓苏维埃民主是虚伪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如。这是苏联留给纪德的又一深刻印象。“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他看到苏联的大小官僚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而广大人民依然还在为生计进行艰苦的劳作。在苏联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 ，“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 学理解析并非作家的长项。但该书作为一个生动而鲜活的纪实作品，苏联与西方政治及社会的对比描述，在陈独秀对苏联感性认识的形成过程中无疑占有重要的份量。 自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斯大林就借机指责系托派分子所为，诬称托派替盖世太保当间谍，遂动用秘密警察“格柏乌”（GPU）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列宁时期的苏共领导人相继被处决，红军近半数将领遭清洗。《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和《苏联党狱之真相》均为介绍并分析莫斯科大审判的文字。前者由杜威等编（原题为《列夫·托洛茨基案》），李书勋（王凡西的笔名）译；后者编译署名为“张家驹”（该书先由王凡西编译，不久王被捕，由陈其昌补译而成）。这两本书均为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 莫斯科大审判作为国际上的重大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杜威委员会是由美国哲学家80高龄的约翰·杜威领导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