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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眼睛习惯于幽幽的微光 　　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 第一次见到张莉，应该是六年前在北京，她和魏微同行，大家不期然挤进了同一部电梯，经由魏微给我们彼此介绍了一下，仅此而已。第二次见到张莉，是在《天涯》组织的笔会上。笔会的主旨事关“70后写作”，一众“70后”天涯海角、涛声椰林中啸聚了数日。这几日，算是和张莉有了些接触，不知张莉作何感想，交流之下，对于她的文学观点，我是深以为然。我们未必能够达成所有的共识，但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大致不会有太多的分歧。第三次见到张莉，是在《小说月报》的颁奖会上，隐约记得，她对我的健康问题有些建议，意思是让我不要给自己过度的负面暗示。后两次见面都留有照片，我发现，每有张莉出现，镜头里自然地就会多了一份静穆之气，鲜见她笑得动容，也难见她怅然若失。其中有一幅在海边的照片，大家皆是背影，面朝大海，我低头看浪，张莉则抬头望天 所以，这不是一篇“印象记”。诚如《西湖》这个栏目所示，它只是一篇对于同侪的“观察”。强调这点，是因为我和张莉之间，实在并没有熟悉到足以写就一篇“印象记”的程度。对于张莉，“心有戚戚”四个字，算是我一己的认定，这个认定，原本也没有太多的依据，“戚戚”不过是因为了气息的相近 纳博科夫说，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这话张莉在她的文章里也引用过），我觉得这个标准用在张莉身上，可谓恰切不虚。张莉从事批评，受过严格扎实的学术训练，科学性不会缺乏，而艺术味于她，却要多做些说明。张莉沉静温婉，书卷气十足，做派并无我们多有领教的那种“艺术味”的乖张，她的艺术味体现在文章的气质上――她懂得文学终究应该是“人的文学”，文学批评断非机械冰冷的“理论腔”；她也明白，对于那打动人心的，并非一定要在“完美”中苛求；她尊重“软弱”的价值，也深谙“失败”的意义；她领受得了“虚无”的美，又鼓励着“抵抗虚无”的倔强；她有科学的严谨态度，亦有艺术的理解之心 我自认为算是个读书人，遇到有着最佳气质的另一个读书人，“戚戚”便天然地有了理由。这种读书人之间相互辨认的逻辑，在张莉的文章中也有佐证。张莉在她随笔集的自序中，提及了一段往事――那时她在北师大读博，有一天去书店买书，一位陌生人给她提供了令她受益至今的书单。张莉在文中如是写道： 我常常想到那个下午，那个最为普通的下午，那家书店。我一度试图回想起把这些书一本一本放到我筐里的那位先生。可是，他的衣着、容貌、声音，我都不记得了，我甚至忘记了他是不是戴眼镜。事实上，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我们没有面对面交流。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他可能是某所高校的教师，或者是北京城里热心的读书人？不知道，我无从知道。我后悔自己当时的矜持，这使我没能在付款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说声谢谢。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向他当面致谢了 这段文字写得平静朴素却又动情动意。在我看来，“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这样一个场景，其韵绵长，不啻为一个闪亮的意象。它动人极了，微光摇曳，准确而又自尊地指认了两个读书人之间“戚戚”的本质：他们被某种共同的标准所吸引，面向着浩大而恒久的事物，于是，自有能够令彼此得益的襄助与搀扶发生。对此，张莉将之称为――来自陌生人的美意 这个意象可视为张莉展开文学评论的一个隐喻。她与自己批评的对象多年切磋下来，应当也有了不少莫逆于心者，可是，我仍然愿意将张莉的文学批评笼罩在这个意象之下，就像那张海边的照片，两人一个低头看浪，一个抬头望天，但大家都共同地面朝着大海。我觉得，这样的姿势，要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令人放心――要知道，在我们的文学现场，“面对面”的态势，常常便倒向了勾肩搭背的互理皮毛与毫无原则的握手言和 张莉评论贾平凹，赞誉之下，也对《带灯》发出一个“陌生人”的质疑：“人物形象并不深入人心，他们像是贾平凹的提线木偶，他们没有后记解说就没有生命力，不能活生生。”张莉与陈希我应是相谈甚欢的老友，但她却像一个“陌生人”般地，对陈希我的《抓痒》表示愤怒，陈希我感叹，“这反而使得她的评论就好像一束光打在我的脸上，照亮了异质。不止，更像一个按摩师的手，按中了劳损部位。”不是吗，这就是“陌生人”之间才有的、体面而矜重的相互砥砺 所以，谋面三次，我依旧顽固地向往，张莉和我最好是永远的“陌生人”。惟其如此，我和她此番“双重观察”，才更加符合文学的美意，一如张莉所怀念的那个下午，大家在书店里邂逅――“交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对着书架的” “这一个”写作者的“尊严” 张莉在我的小说中发现了一批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诸如“羞耻”、“孤独”、“痛苦”、“诗歌”、“理想主义”，她为这些“落伍”的词语辩护，认为它们被遗忘得太久，“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这些词在这个时代该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小说家的词库里。”同样地，我也在张莉的文章中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