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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消融视角下的通俗文学再评价 　　摘 要：“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矛盾与调和一直是20世纪现代文学所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梳理雅俗文学的流变与发展，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二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融 关键词：通俗文学 严肃小说 雅俗互融 中国小说本没有什么雅俗之别，清末梁启超等人进行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启蒙国民的利器，小说创作的社会意识才开始明显加强。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20世纪20年代末，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至三四十年代，两者则渐渐走向融合衍生状态。陈平原学者认为：“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对峙与调适，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1}不管是对峙还是调适，两者始终并存 一、雅俗文学的发展流变 小说向来被看作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是以君子弗为矣”。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梁启超等人将欧化的文化哲学思想贯穿于小说创作中，小说创作才有了强烈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功能。鲁迅等人的新小说被称为精英小说或严肃小说，这类小说以西方的文化视角分析中国文学、启发民众。而承接中国本土传统的小说被称作通俗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文学”一直被理解为“新文学”，而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则被排斥在现代文学史之外，只是偶尔被当作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和一个反动派别来谈及 钱理群等学者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写道：“通俗文学的概念一向比较模糊，是因为它的文学地位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人们强调它属于旧文学或封建文学残余的一面。”{2}近年来，学术界大致给“通俗文学”厘定的定义如下： 中国近现代的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本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广大市民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3} 自从小说分雅俗之后，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就有了各自的发展路径。就文学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体之肢体，有正脉和支脉，这两个系统相互配合。承担着教育民众、启蒙社会大任的新文学是这一时期的正脉，占据文坛主流；为了生存而迎合市场的通俗文学，则可视为支脉，它依附着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带头将文学变成商品，占据着现代文学的市场 中国的传统通俗文学在小说这一体裁上发挥得尤为明显。通俗文学中有一批武侠小说，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谴责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仁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些小说在当年都曾轰动一时，成就斐然。另外，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贾玉怨》等，这些也曾风靡一时，销量达到数十万册。鸳蝴派的集大成者是张恨水，他的《啼笑因缘》1930年在《新闻报》上连载后，不久便对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之后的十几年来，这部小说被陆续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体裁，因此形成一股持续的“啼笑因缘”热。此时通俗文学的发展已经不容小视。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面临着特殊的战时文化境遇，“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而是中华民族在面临生死关头，富有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中国作家，以文学的形式开展的民族救亡事业”{4}。此期的抗战文学成为主流，雅俗对立方才渐趋消解 二、婚恋母题视角下通俗文学的雅化 笔者认为雅俗文学的区别在于文本的价值。雅文学指向人生的严肃性，俗文学则指向娱乐性和消遣性；雅文学挑战传统意识，俗文学则屈从世俗意识，没有思想独立性 本文将借“婚恋母题”小说这一个案，探寻现当代文学史上小说这一体裁是如何一步步由俗入雅的。中国的小说很多都包含着婚恋情节，有的作为文本的主要情节，有的只是充当支线情节，同为婚恋母题，作品的定位却不尽相同，笔者尝试以作品中的雅俗（内容）比例为切入点，对作品的雅俗定位进行细致分析 （一）主题的雅化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引起了很多文坛中人的瞩目与创作。我们拿丁玲的《韦护》来分析。《韦护》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的恋爱和冲突。韦护一方面坚持着他的社会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又迷恋他与丽嘉的美好爱情。文本想揭示的主题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以及最终革命是如何战胜恋爱的，个人主义是如何向集体主义妥协的。韦护选择离开丽嘉，坚定地奔赴革命的中心广州，文本中虽然也杂糅了不少温情的恋爱细节，但这里对恋爱的叙述只是作为文本整体的润滑剂，“故意加入爱情的调料，显示出相当突出的罗曼蒂克的倾向”，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这样的小说既可以获得一定的市场，又体现出了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