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及对策论文.docVIP

　　试析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及对策论文 .freelatthew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狭窄集中以及忽视职教真正主体的现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受文献资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狭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对乏力的现象 “史论结合”是职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职教史研究离不开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却对职业教育十分不利，如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现存的历史文献不足以完整展现其历史原貌，这是因为：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因此，官方资料的片面性很容易就限制了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真认识。由于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多集中在墨子、鲁班等少数人身上，今人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文献史料不足，自然更是聚焦于此。如吴玉琦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提到墨子、扁鹊和鲁班等人在技艺传授中的历史地位。在李蔺田主编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中也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鲁班、扁鹊和墨子是当时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而蕴涵在政治家施政策略中的职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如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该子就父学，弟从兄学，标志着家业父传型职业教育的出现。管仲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把齐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业聚居，且世代相承，从某种意义上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现职教名人过度聚焦而临近人物备受冷落的现象 虽然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六经皆史”是中国学界近年来的普遍共识，但由于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职教史研究中存在严重“厚此薄彼”的现象。如近代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相对系统完善，而黄炎培同时代的其他探索者张骞、蔡元培等人的职业教育思想也都有相当的价值，相关研究虽也有人涉及，但与黄炎培研究相比则较为偏少且零散。客观来讲，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推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有较多论述，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更有详尽的介绍。中华职业教育社亦出版有《黄炎培教育文选》，田正平编有《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书中收集有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文献著作。于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其他史学著作中基本上也都对黄炎培的生平活动及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如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都使用了较大篇幅对其进行研究表述。甚至有关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如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但凡涉及职业教育时，大多都会用一定篇幅来专门介绍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 （三）研究广度有余而深度有限，导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专史研究系统不够的现象 近年来，职教通史的研究相对系统扎实，职教专题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陆续出现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史中具体专题内容的论文，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反思的意味，洋溢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如宁欣、李凤仙的《中国专科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变迁》专门研究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专科教育学习机构，朱晓斌的《中国古代职业技艺传授的历史变迁》主要研究古代技艺传授的历史过程，孙越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张新民的《论清末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是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史和学制史的专题研究。但职业教育的史学观照不仅在教育通史或教育学概论等书籍中无法回避、不容忽视，还应有更多的专著阐述，否则必然缺乏系统完整性以及广度和深度。如职业教育学校史、制度史、学制史、管理史、实训史、女子职业教育史、教学思想史、教材发展史、师资史、职业培训史等研究，在各种书籍论文中或略有涉及，在多数职业教育学书籍中大都以专门章节的形式论及，在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绍，如毛礼锐著《中国教育史简编》、石伟平著《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主编《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主编《职业教育学通论》等，仅仅是以描述史实的方式出现。 （四）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出现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众忽略不计的现象 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是由研究资料的稀缺性和间接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抱残守缺造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地轻视或无视了对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通大众的研究。“历史人物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