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韩非“一民之轨”的伦理思想论文.docVIP

　　试析韩非“一民之轨”的伦理思想论文 ..毕业 论文摘要战国时期，周代典型的宗法等级伦理秩序解体。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法代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充分发挥法“一民之轨”的伦理功能，重建伦理秩序。他从三个方面对法的伦理意义进行了论述：作为“刑罚”的法可以惩恶扬善，是道德教化有力的辅助工具；作为“公仪”的法是是非、善恶的标准，是人们行为的准绳；作为“法治”的法..毕业，是实现政治伦理道德的保障。 论文关键词韩非；一民之轨；伦理思想 对韩非“法”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在法律和政治的角度，从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很少。在讲到法和伦理的关系的时候，人们都承认儒家的“法”与伦理关系密切，从孔子到苟子都强调了法作为教化的补充作用，如《礼记·王制》说：“凡制五刑，必即天伦，鄄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不管是听讼还是处罚都是以父子、君臣之伦理为根本。但是，法家的“法”则往往被认为是赤裸裸的刑赏二柄，“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因此，这里的法只是“刑赏”的代名词，没有任何伦理的意义。这样的“法治”乏“善”可陈，与道德无涉。其实，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法往往同被当作御民之具，都起着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但由于法往往被认为是刑罚，所以法与德的关系在无形中经过转换，成为德刑关系，又因为伦理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德与法又往往又被转换为德治与法治的对立，而在这两组关系的对比中，法总是作为德的对立面，所以法家的法被认为与伦理无涉。 跳出儒法对立的思维框架，我们可以看到，韩非所说之法是一个多重涵义、多层意义的概念。包含了制度、法令、律典，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内，并非只是刑罚。李增先生指出：“韩非子的‘法’，在意义上并不纯然是法律上的法，也不是纯是政治上的政纲、政策、政制，而是除了包括以上两者(法律上、政治上)的混合之外，尚且含有道德规范的意义在里头。”因此在韩非关于“法”的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处于急剧的变化中，周代典型的宗法等级伦理秩序解体，如何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韩非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历史条件下，君子少而小人多，人们好利恶害，因此，必须以法代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韩非对法的伦理意义的论述是从其功能的角度人手的，法可以“一民之轨”，规范人们的行为，矫上诘下、治乱决缪、整齐是非、使民为一，重建伦理秩序。对法“一民之轨”的伦理规范功能，韩非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作为“刑罚”的法可以惩恶扬善，是道德教化有力的辅助工具 刑罚向来是规范伦理关系的有力工具，如在《尚书·康诰》中，周公将“不孝不友”作为“元恶大憝”，认为子不孝父、父不慈子、弟不恭兄、兄不友弟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周礼·大司徒》以八乡刑纠万民，其中包括不睦之刑、不孝之刑、不弟之刑等，以刑罚来规范伦理关系。而且德与刑往往是相提并论的，如“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朕敬于刑，有德惟刑”等。法律执行道德功能的情况到战国时并没有发生改变，梁治平先生说得好，“依古人的看法刑罚乃是维护和恢复包括社会在内的自然秩序之和谐的必要手段。这种立场严格说来是道德的。于是刑罚实际上成了‘道德之器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本身没有非道德的一面。问题在于，在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古人把所有的问题都翻译成了道德问题。”‘附盯刑罚作为执行伦理道德的工具，有如下两方面的功能： 首先，法可以惩恶，从而也是对善的一种支持。刑法虽然表现为一种残忍的暴力和诛杀，但它是对“恶行”的惩戒，这种惩戒一方面可以防止“恶行”的再度出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善行”的一种支持、鼓励，“刑不断则邪不胜”。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运用刑法，不但不会破坏伦理秩序，反而是对道德价值的一种肯定、对伦理秩序的一种维护。法家推崇刑法，并非以刑杀为目的，而是希望达到“以刑去刑”的境界，加重刑罚可使人民不敢为非，从而实现法所规定的道德内容。商鞅认为杀刑可返于德，义可合于暴，暴力、杀刑是以德、义为最后依归的，他以伦理价值为尺度肯定了刑法的合理性。韩非说：“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又说“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爱之自也。”认为刑罚的根本目的是爱民。刑罚虽然粗暴，但它能压制、惩处伤义败俗的不道德行为，因而又具有善的道德目的，即它本身是维护善的，这就肯定了刑罚是维护道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道德是以扬善为手段，刑法则是以惩恶为手段，扬善与惩恶所实现的是同一伦理价值。 其次，从工具性角度考虑，法也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大家认为法与教化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是由礼与法的对立带来的。最为人所知的表述是汉人贾谊所说的，“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