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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科学与人文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班级：J305 姓名：李永凯 学号：1404121879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析 （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科学精神的特征 1、实用性。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最初表现为实用性，科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探索自然的奥秘，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和巩固国家的统治，一般与生产实践和国家事务联系较紧密的技术发展较快，反之则发展缓慢。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中讲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无论在本质上说还是在用途上而言，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天文学。西方的天文学家将天文观测作为兴趣，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可以借此列为地位崇高的大臣。这说明天文学在我国古代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此称其为“天学”而非“天文学”。“四大发明”出现于我国更多的是体现了实用性，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是为满足社会通讯的需要，而火药最初是由炼丹术士发现和使用的，他们炼制火药的初衷是为了治病，而火药制成后首先被制成武器，广泛应用于战争。我国古代发明了火药却没有化学，发明了指南针却没有磁学。数学偏重于运算技巧，割圆术蕴含着中国古代数学实用性的鲜明特色。中国传统数学的几何代数化的实用倾向，引发往往只列出代数方程，而隐藏或忽视背后的几何原理，几何侧重于实际应用，看上去也是代数计算，而不像欧几里得那样纯粹逻辑推演，更没有形式化公理化的体系。中国古代代数计算发达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局促了几何演算简单性的探索。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及其不足，折射了中国科学的特质和命运。 2、非理性思维。西方科学的特点是注重理性的作用，但中国古代的科学特征恰恰是沿着体验和直觉的非理性思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便是重直觉而轻知解，擅长顿悟和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相对较差。更多的时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有别于正统的西方科学以理性为出发点，即常规的科学发现，我国古代有许多实验没有考虑到的常规之外的意外发现，即非常规科学发现。例如火药的发明，并非人们在脑海中有“火药”这一概念，然后沿着理性的逻辑思路研究发现的。火药最早是由一些炼金术师偶然发现的，而这种偶然甚至是意外，要归功于灵感的启示作用。理性思维意味着对直觉和顿悟的否定，理性思维中简单的机械式的思维模式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斥非理性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特点是理性，理性的就是科学，而非理性的就不是科学。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些科学成果不得不依赖非理性的手段。我们需要这些非理性手段来维护新思想，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在科学史上，有很多科学发现都是受非理性刺激的。 3、经验性归纳。我国古代尚未建立起严格的科学实验和教学方法，也没有形成具体的学科。许多知识与技术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并传承起来的。比如在古典力学方面，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杠杆原理，并将其运用到生活生产实践中。春秋时候人们就已经广泛使用等臂天平，最早在《墨经》里就有相关论述。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多是收集民间经验总结而成。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巨著《九章算术》总结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并概括出来。但往往只是列出代数方程，而忽视了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理，久而久之便失去了继承性和连续性。中医学理论多是靠经验得来，其广泛应用的“黑箱原理”就是运用原始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人们只认可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因为老中医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能更正确的认识病情并对症治疗。 4、整体性思维。中国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根植于我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构成了综合型、复杂型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自然观，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相互联系、不断发展的整体，而并非像西方那种把世界看作有序的、必然的、有规可循的静态和机械的模式，否定了人的社会性。《庄子·天下》篇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肯定了天地万物是一体的。中国传统思维重关系、重整体、看功能，而西方则是重局部、重本体、看实在。中国传统思维的习惯是从直觉上先有一个整体感觉，至于具体的情况不作周密详细的分析。例如中医就是先从整体上观察事物，讲究的是“整体——平衡”。局部的病变会影响全身的气血和阴阳平衡，治疗局部不能忽视整体的调理。 （二）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文精神的特征 1、以人为本。我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其核心是“仁”，“仁也者，人也。”就是教我们人如何成人，进而弘扬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仁”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以爱为起点的普遍的同情心，也是人的本质。孟子从“仁”中发现了人的本质，建立了人学。荀子提出人“最为天下贵”。无论是从荀子到董仲舒一直到朱熹，还是从子思、孟子到陆九渊、王阳明，他们都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