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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公民教育课程目标之我见摘 要：公民课的设立需要建立新的课程目标。本文根据公民教育本身的特征，从政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尝试构建一种以正义、自由为核心，权利和责任相统一，具有时代精神的公民课程目标 关键词：课程目标；公民教育；公民课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1）－0018－0003 构建一套开放的、有活力的公民教育课程需要相应的课程标准作为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课程标准是在学习论、知识论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由课程的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几个方面组成，其中设定课程目标是制定课程标准所要解决的第一个课题。公民教育走进学校，一般而言分为三种形式，即课堂教学、相关学科渗透和课外活动，本文重点探讨公民教育的课程化问题，公民课的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课程目标与之相适应 一、社会性――公民课程的外在价值 美国课程论专家泰勒认为，课程目标设立应考虑到课程的社会因素。从公民教育的角度看，公民的特征在于其社会参与性，施行公民教育的目的正是将青少年培养成合格的社会公民。积极有效的社会参与需要公民以“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和义务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1]。因此，正义、自由和权责统一作为公民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也必然成为学校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世价值，是长久以来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生存状态，也是近代民主国家制定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在东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便提出了“重义轻利”的理想人格。在西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并试图通过分析正义而找到一条完美的治国之路。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对正义做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在他看来“公正常常被看做德行之首”，是一种“对他人的善”[2]。当代学者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是由于人类对正义的渴求，才使得正义成为公民人格形成的基础和源泉。从公民教育的角度而言，只有将正义纳入公民教育的范畴，才能培养出真正有正义精神的公民。正义对公民和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正义，公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没有正义，整个社会将充满冷漠；没有正义，国家将失去应有的秩序。在法治社会中，“正义”与“法”之间更是表现出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法律是全体社会公民认可的一种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守法意味着正义；另一方面，当法律不再代表普遍公民意志时，修订法律的第一标准就是正义，此时正义即合法。正义的重要性决定了它在公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公民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形成正义的精神和坚持正义的意志。因此正义不仅仅是教育的内容，更是公民教育的理念，这种理念应贯穿于公民教育的始终 自由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另一个永恒主题，是人们追求“真我”的一种生活态度。人类向往自由的天性来源于人的动物本能，当然这种非理性的自由绝非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康德曾经说过：“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3]同时，他又提出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由“纯粹理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柏克认为人类的自由是社会的自由。这种社会中的自由，不是抽象的、思辨的自由，也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绝对自由，而是在社会关系中的自由。[4]公民的社会性决定了公民教育必须是自由的教育。所谓自由的教育，即在公民教育中，首先，尊重学生就要尊重学生的选择，教育只有在学生自由选择并作出决定时才是有价值的，暴力（包括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和强制只能培养奴隶而不是公民；其次，学生选择的多元性决定了公民教育同样是多元的，一种模式、一套材料培养不出合格的公民；其三，每个学生都有权利在教育过程中作出自由选择，这意味着学生之间是平等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权威与说教不再是最有效的教育手段；最后，公民教育的多元化使得对公民教育评价多元化，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告诉学生什么才是最佳选择，而是在于培养学生具有对社会事务分析、选择和判断的能力 正义与自由是公民背后的基本精神，而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则是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关于权利可以从哲学和法学两个层面理解。在哲学层面，康德认为权利是与资格相结合的，是一种外在的行为并在行为主体之间产生影响。因此，他将权利定义为：“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5]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无论将权利的来源看作是“自由法则”，亦或是“自然法”，都说明公民权利是人类天性的社会化产物，是构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要素。在法学层面，公民权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国家通过立法对公民权利进行细化，构成了一个以基本人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公民权利相对应的是公民责任。所谓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