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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书启文嬗变及特征摘 要：书启文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实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这种文体针对性强，个性化色彩鲜明，内容广泛，书写自由，可尽言达情。但从历史上看，它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风格。本文主要探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具有的特点 关键词：书启文 嬗变 特点 意义 书启文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样式。关于“书”，明吴纳在《文章辨体序》中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1]首先说明“书”即书信，是古代书信的总称；其次，古代臣下向皇帝陈言进辞所写的公文与亲戚朋友间往来的私人信件，均称为“书”。因此，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包括两种文件。为了加以区别，一般把前者称为“上书”或“奏书”，属公牍文的“奏疏”(亦称“奏议”)类；后者则单称“书”，属应用文的“书牍”类 关于“启”，刘勰在《文心雕龙“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2]大意为：“启”就是开的意思。殷高宗武丁说：“打开你的心，灌溉我的心”，即取此义。汉景帝名启，为了避讳，所以两汉没有“启”的称谓。到魏国的书信，开始称“启闻”。进陈事实的末了，有的称“谨启”。自晋代以来称“启”盛行，其作用兼有表和奏的功能。可见“启”是用来沟通思想情感、交流情况、传达信息、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实用文体。一般将“书”中的短信叫“启” 古代的“书启”由于书写方式和传递工具等的变化，又有许多别称。因其最早刻写在竹片上，故称为“简”；因曾书写在木板上，故又称为“牍”或“札”(札是牍中薄小者)；书写在绢帛上，称为“帖”；书写在精美的纸片上，称为“笺”。因为古代书信用的木简、绢帛等均为一尺左右，所以又将书信称为“尺牍”、“尺素”、“尺翰”等。古代有鸿雁传书的传说，故又称书信为“鸿”；古代传送信件时要加套封，故又称书信为“函”等。书启文作为我国古代一种应用广泛的重要实用文体，其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形成了鲜明的文体特征，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书启文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实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文章中的重要文体。从历史上看，它与其它文体一样，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风格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我国最早的书启文，产生于春秋时期。《左传》中所载《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子产与范宣子书》等，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批书启文。汉代的书启文完全脱离了“国书”的性质，成为个人互相交往的工具。汉代的这些书启文，奠定了我国后世书启文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启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的书启文，在两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一是书信内容和情感内容更加丰富，这时出现的书启，或论政，或论学，或叙交谊，或述情趣，或记旅游，或酬问答，俨然成为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文体。二是在书启文的写作上，藻饰辞采都明显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其艺术色彩，使得书启不再单纯是一种社会必需的应用文体，而成为一种文学创作，成为文学之林中一种具有独立审美风格的文学样式。唐宋时期，中国古代书启文臻于全盛，不仅数量多，名家名作多，而且书启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宋两代出现了不少有政治、学术价值，又十分亲切感人的书牍作品。像韩愈的《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柳宗元的《与友人论文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杨万里的《致徐达书》等。由于这些书简都是他们在向朋友、后学谈体会、述遭遇、传经验时写出的，议论中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因而又都是上乘的“文艺书简”。明清书启也自有特色，如明代宋臣的《报刘一丈书》，是政治讽刺信；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是爱国志士的临终遗书，《遗夫人书》是其与妻子的诀别书。晚明公安派作家和小品文作家的通信，评诗论文，也清丽可读。而且明清两代，家书盛行，家书比起一般致师友的书信，更少有拘束，也往往更能透露出作者的细微思想和个性，如郑板桥的家书《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等向来以思想新颖，情真语挚，亲切浅易，不落俗套，富有生活气息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综观历代书启可以看出，书启文作为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与一般文体相比，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书启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一般讲，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信件以外，书启的写作总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或具体的需要，而且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书启中，比较多地看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真实。鲁迅曾谈到“文人尺牍”时认为对书启内容的真实性虽然要做具体分析，但较之一般作品来说，“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