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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奥斯汀及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摘要]言语行为（speech act，речевой акт）体现的是一种从全新角度观察语言意义的观念。作为语用学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在该理论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中，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以及美国哲学家塞尔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主要是对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奥斯汀及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浅显的介绍和评述。 　　[关键词]日常语言哲学 言语行为 施为动词 分类 间接言语行为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2-0086-03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同西方哲学中所产生的语言转向以及“日常语言哲学”的兴起密切相关。日常语言哲学派中的牛津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就代表了其用以及使用方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表现出来的就是它允许人们做出一个特定的言语行为。基于此种历史背景，奥斯汀以施为句为重点，在语用学研究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溯源及发展 　　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与20世纪中期“日常语言哲学”思想兴起有着直接且密切的关系。日常语言哲学，通常也叫作语言分析哲学，其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20世纪30年代发起于英国，其中心为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50年代曾盛极一时。该学派主要代表有摩尔、维特根斯坦等。在摩尔提出的理论中，非常在意日常说的语言的哲学意义，而维特根斯深受其影响，被看作该学派重要的奠基者之一。 　　在塞尔看来，自从“语言转向”之时到后期的发展，探究语言哲学的发展，可以从三个线索入手，而这三个线索是并列前行的：一个始自于早期的维特根斯坦理论，通过维也纳学派所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继而又有奎因、戴维森，沿着这个线索，你看到的是学者在探求真理和意义的道路上龃龉前行；第二个则始自于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理论，接班者是奥斯汀、塞尔；还有格雷塞和斯特劳森的发展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学者探寻着语言和人类行为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更为关切的是语言以及使用语言的人本身。所谓的“语言转向”，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根本性变革，哲学家开始将语言放在了哲学的核心地位，语句意义的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塞尔所总结出的三条线索中，不难看出，无论语言哲学的如何更迭发展，有什么样的新理论诞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都起到了一个根基的作用。 　　《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的代表著作，在其中他提出了诸如“不问意义，只问用途”，“语词是工具”“语言是一种游戏”等观点。可以从下面一段话中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中，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已经初现端倪：“然而事实上，我们用语句做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不光是用语言表达来表述一个事实，人们还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一个结果，达到一个目的，这时语言就是人们达到目的的工具。 　　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则主要归功于倡导日常语言哲学的牛津学派哲学家。牛津学派的逻辑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了完整的言语行为理论。1955年，奥斯汀在哈佛大学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学讲座《论言有所为》，并于1962年出版论著，成为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奠基之作。 　　（二）施为句理论 　　奥斯汀首先发现，人们所说出的语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前一种为陈述事实，如“他在读书”，后一种则不仅仅是单纯的陈述一种事实，而是在说出此句子时同时完成了一个“行为”，如“祝你节日快乐”，“我发誓改过”。此种对“言有所述”及“言有所为”的区分，或者说“陈述句”和“施为句”的区分，强调了“有所为之言在言语交际中的特殊性及重要性”。“言语行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原理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的语言表现形式，而是某种‘行为’（aкт）的实现。”（郭聿楷，1989：1） 　　作为施为句谓语的动词即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перформативный глагол），施为句的谓语为陈述式、主动态、现在时以及第一人称单数时，才会出现施为句。如：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е（请原谅）。即是实施了一种道歉行为。而Он просит прощение.（他请求原谅）则为一般陈述句。 　　同时，奥斯汀还提出了通过言语成功地实施某一行为的三个条件，将它们称为“恰当条件”（happiness conditions）：说话者必须是具备实施某一行为的条件的人，如命名行为的实施需由具有命名资格的人来完成；说话人对自己要实施的行为须抱有诚意，如“我许诺……”，只有当说话人是真心诚意去许诺，心中有去履行诺言的诚意时，这一许诺才不会变为一句空话；说话人对自己所说的话不能反悔。 　　我们可以发现奥斯汀所提出的施为句理论中，他所提出的语言标准并不能概括所有可以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话语，这是因为在言语交际中，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