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docVIP

随着中国外交事务的增加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除了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总结中国越来越丰富的外交实践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外，还必须汲取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养料。从汲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养料的角度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很值得系统和深入研究的。但与此同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起点，又会遭遇两个很大的学术困惑。笔者发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和出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后，有不少读者提出质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否还是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不是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性质?因此，如何理解东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就成为研究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两大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本文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注：春秋年代的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即公元前481年(以《春秋》史起止年月记)、公元前485年(依郭沫若观点)、公元前453年(依杨宽说)。本文以魏韩赵三家分晋为界。)一、从“天下共主”到“特殊国家”：春秋时期周王室性质的变化1、关于东周王室性质的不同观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是一个天下共主，它是一个对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和周边的部族政权有很大权威的统治者，是一个凌驾于各诸侯国和其他主体之上的“上层结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周王室的存在，构成了春秋时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论据。但可惜，这种印象是不真实的，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和权威存在一种误解。 有学者认为，西周时，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之为‘宗周’”，“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9、1008页 。) 所以，认为周王室是东周时期的天下共主也没有错。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东周初期时的周天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各诸侯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但如果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整个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作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可能会与历史事实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在中国史学界，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的认识是有很大分歧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周天子在西周时也不完全是天下共主，东周时更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周天子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夸大了，它表达的是一种观念，而非实际存在的景象。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是很不稳定的，当周朝强大时，它的影响也大，当它的力量下降时，其影响也小。而且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西周的周天子对各诸侯国也没有绝对统治权，没有直接统治权，它的权力是一种象征性的，其中对诸侯国来说，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周天子无权废立各国的国君，无权干涉各国内政，二是在经济上，周天子只能收取各诸侯国的职贡，但无权对各国征收税赋，各国税赋均归各国，周天子的财政来自于直接统治和治理的王畿，以及诸侯及四方的纳贡。“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就成了具文。”(注：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28页；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而且实际上在西周中后期时，诸侯不贡，相互争战甚至反过来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的事情已经比较多了。可见，即使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服从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但松散的政治经济关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其二，周天子在春秋时期已经不是什么天下共主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周王室名存实亡，不绝若线；四方诸侯更相崛起，争霸天下。”(注：张京华：《五霸七雄》，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页。)“西周既东，原有王权失去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到当地变化及当地利益的影响，纷纷有离心倾向。”(注：许倬云：《东周到秦：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随着领主制危机的不断加深，周天子的统治力量日益衰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力和维护中原地区领主制统治秩序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