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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纸媒做成观点纸 　　到底是把报纸做成新闻纸还是观点纸,长久以来在新闻界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种以往看似只存在于业务理念争论中的命题,在全媒体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被重新审视。在新时代条件下,面临新媒体的冲击,权威、独到的观点,深入准确的新闻报道永远是传统纸媒的核心竞争力。 　　当下的传媒运营实践中仍然存在这样两种方向。 　　一种方向是呼吁当前新闻界回归信息本位。当今,“厚报”流行,但每天的新闻有限,不少报纸开始丧失信息传播的功能,把做报纸渐渐演变成做杂志,这不仅增加了报纸的成本,而且淡化了新闻本身的吸引力。常被拿来作为成功案例的就是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报》。这份1993年创刊的报纸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量大。它的成功也引来了不少媒体的效仿:做长标题,读题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从标题中获取主要的信息量;改短文章,压缩成简明新闻,一事一议,增加版面的新闻条数。 　　另一种方向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把报纸做成杂志。通过对背景以及细节全方位的解读以追求入木三分的深度报道、深度剖析。设置议题,表明观点,从而实现对舆论导向的引导。当然,这种做法也有自身的局限,比如文章冗长,易使读者产生阅读疲劳;操作成本加大,对新闻制作者的要求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有违新闻客观性原则,媒介只是作为一种载体,它要全面展示各方的观点。 　　在全媒体时代的来临、纸媒危机的到来之时,“把纸媒做成观点纸”在新的背景下有必要被重新审视。对于这样一种办报理念及其发展态势,《经济学家》的成功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2006年,专门观察媒体产业动向的英国杂志《推广》(Campaign)将年度世界最佳媒体的头衔颁给了《经济学家》,谷歌(Google)位列第二。评审团给出的理由是:“在数字媒体占统治地位的一年,《经济学家》却证明,富于洞见的时事评论加上敏锐的市场定位仍然能够给传统媒体带来巨大的收益。”在谈到报纸与网络的关系时,《经济学家》的执行主编富兰克林说,《经济学家》所要做的不过是利用包括互联网这样的新技术推广它自身对文化和价值的阐释。 　　从1843年创刊至今,《经济学家》一直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观点较为激进的报纸。虽然每周出版一次,且采取杂志形式,但还是被称为报纸,因为它与普通报纸一样关注新闻,一样要赶在最后期限完成。 　　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这样的传统主流媒体继续缩减发行量以及广告额不断下跌的时候,《经济学家》却截然相反。从2008年1月到10月,它的零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到2008年8月中旬,它的北美版广告页数增加了7.2%,访问其网站的人数在7月份达到350万人,比前一年同期多了45%。《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是超越一时一地的视角。其它的媒体在相当程度上跟娱乐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差不多都以所谓名人的一举一动为焦点,多是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封面和内容自然也就多是各种名人的照片和故事,即使涉及观点,也多是这个名人说了什么、那个名人发表了什么见解。在《经济学家》那里,名人、不出名的人、公司、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新近发生的事件被置于广阔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中,读者从中看到的是比较清晰的事态分析,是鲜明的立场,以及解决问题的建议。时任《经济学家》集团总裁的海伦#8226;亚历山大(Helen Alexander)说:“还是回到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这个基本点,这绝对是这个品牌的亮点:形成判断和拥有观点。是观点纸,不是新闻纸。” 　　如何危中寻机,重新找回纸媒的自信,是各方都在努力探求的问题。《经济学家》的成功至少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越是面对新媒体的挤压,传统媒体式微,人人都“谈网色变”,传统媒体就越应该认清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将形成判断、拥有观点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二是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早在数年前就提出了“不做新媒体的奴隶”、“坚持人文精神第一、媒体技术第二”的观点。现在看来,有必要形成深刻的反思,而非对网络潮流的恐慌。 　　笔者以为,在全媒体时代,有必要认真对待纸媒的这种发展方向――“把新闻纸变成观点纸”是新背景下对纸媒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发展出路。 　　“深度致胜”,确保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在海量信息、新闻同质化竞争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抢速度传统媒永远也抢不过新兴媒体,互动怎么也互动不过网络,版面的信息容量怎么也大不过互联网。传统媒体唯一的出路在于观点与深度。没有观点、没有判断、没有阅读的愉悦,传统纸媒的优势没有挖掘出来。 　　李希光教授在对比报纸与电视的区别时,认为,一个没有报纸,仅有电视的社会是危险的,公众是容易被欺骗的,公众会被培养成为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批判精神的受众。因此,有人这样评价媒体:“深刻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