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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永昌贤孝发展综述 　　【摘 要】永昌贤孝是甘肃贤孝的分支，流传在甘肃永昌县。从清末王东志先生开始，永昌贤孝已传唱百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永昌贤孝历经了“放养”、限制性培养、禁止、解禁、倡导并扶持五个阶段，随着社会生活、经济制度的变化，永昌贤孝艺人也经历了“娱人劝善”到“娱己”，再到“机械式表演”三个阶段，原生土壤的破坏以及传统曲目边缘化象征着贤孝精髓的缺失，也带来了贤孝的逐渐消沉与消亡。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永昌贤孝；五个阶段 　　中图分类号：J8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033-02 　　永昌贤孝是甘肃河西地区的贤孝类型，属曲牌连缀体说唱艺术，当地称为“瞎贤①（或：弦）”、“曲儿”，以男性盲艺人单人表演为主②，四胡为主要伴奏乐器，表演场所以城镇的固定场所为主；农闲或农村节庆时也到乡间表演，场所不定。贤孝的演唱内容多歌颂忠臣良将、孝子贤孙，以正面形式树立模范劝人向善。对于甘肃贤孝起源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曾参与讨论，各持观点，然并无确切、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在地域上，永昌县曾长期隶属武威，从明代聂谦《凉州风俗录》③来看，永昌贤孝历史可追溯到明代。调查显示，流传至今的永昌贤孝的最早表演者可以追溯至清末的王东志（生卒年不详），其贤孝表演时间约在清末至20世纪40年代，从王东志先生开始，永昌贤孝繁荣了近一个世纪，且按严格的师承关系传承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时代变迁，永昌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对贤孝的态度经历了“放养”、限制性培养、禁止、解禁、倡导并扶持五个阶段。 　　一、“放养”期 　　1949年9月，永昌县解放，社会的安定为传统艺术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这个时代，近代永昌贤孝的第三代传承者杨正直、吕清云、丁发贵、孙发祥等七位先生以单独表演为主、群体性表演为辅的方式把永昌贤孝推向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峰，这一代贤孝艺人在继承先辈传统曲目的基础上，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等富有时代特征的曲目，并增加了曲牌，进一步完善了贤孝在音乐本体上的表现手段。 　　二、限制性培养期 　　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党、政府部门各种思想、运动的开展，政府文化部门开始对贤孝等传统艺术进行表演内容上的限制，对涉及性、封建迷信等曲目或段落冠以“粗俗、下流”，不符合时代思想特征加以“斧正”，永昌贤孝传统曲目大部分都涉及“神灵”，故事中多有“神灵”帮助“羸弱”或“受难”者渡过难关、获得新生的情节，所以限制了迷信，就等于限制了贤孝表演，艺人们只能在公众场合表演《十唱共产党》、《十唱毛主席》等曲目，传统曲目只在农村游唱中表演。 　　三、禁止期 　　文革时期，贤孝列入“牛鬼蛇神”，禁止表演。永昌贤孝第四代艺人柴希焘、王吉云（师从吕清云先生）等接过师父的衣钵、坚守贤孝的意志，开始在乡间、煤窑、羊场等相对僻静、且远离政治运动的场所偷偷表演，教化乡民。 　　四、解禁期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对传统文化逐步解禁，永昌民间艺术相继复苏，然而，第三代艺人年事已高，只有柴希焘和与他同年的第五代贤孝艺人王培仁④共同担当起复兴贤孝艺术的重任。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贤孝艺术的又一个高峰，两位艺人分别在永昌县城钟鼓楼商场⑤楼下，电影院⑥小广场、阁老府门口设摊表演贤孝，观众以老人为主，且相对稳定。两位艺人在原有贤孝“六大调”，即常用六个曲牌的基础上，把永昌贤孝的器乐、声乐曲牌发展到20多个；在表演中，适当加快速度、加快故事情节的发展节奏，变传统的“亘长缓慢”为“轻松明快”，这样的改革也吻合着80、90年代社会与人的生活节奏和审美趋向；他们在继承原有传统“记”、“卷”曲目的基础上，勤奋创作更多曲目，尤其表现在对长篇评书的改编和表演上，如柴希焘创作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现场表演之外，艺人们还利用80年代刚刚流行起来的录音机灌制磁带，这些宝贵的音响资料为永昌贤孝的普及、尤其是后期学者们对永昌贤孝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十几年里，两位贤孝艺人带着苍凉而细腻的唱腔和婉转而悲切的琴声几乎走遍了永昌县属的每一个村落，这一时期，永昌县红山窑乡毛卜拉村的明眼贤孝艺人毛显存⑦也在乡村表演贤孝，在“文化解禁”的年代，艺人们通过他们的热情表演不但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生活资料（钱或粮、肉食等），也为新时期贤孝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倡导期 　　90年代中期，录音机、录像、电视、电影、歌舞厅等越来越多的娱乐形式充斥着城乡的所有传统表演艺术，柴希焘、王培仁两位贤孝艺人不得不做出调整甚至是改变。表演内容上，从侧重长篇评书逐渐改为“记书”、“卷书”，进一步改为篇幅更加短小的段子；从表演形式上，改单独表演为二人联合表演，同时为社火曲（秧歌曲）爱好者拉伴奏，再后来直接参与较为普遍的社火曲伴奏，放弃演唱贤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