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译制片的繁荣.docVIP

早期译制片的繁荣 　　在先辈的带领下 　　很多译制片爱好者都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上海译制片的辉煌时期。但很少有人知道，自1950年至“文革”之前，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也曾译制过很多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影片。那时的剧目也可谓琳琅满目，精彩纷呈。我想七八十岁的老观众，也许还记得。 　　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创立于1950年2月。我们演员组，除了邱岳峰、尚华、赵慎之等少数人过去演过话剧外，其他大多数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出身，或者在学校参加过一些文艺演出。幸而我们的组长陈叙一，解放前曾在“苦干剧团”跟黄佐临先生学过导演。他跟上影演员剧团的很多人都很熟，可以把一些人借过来，参加配音。应该说，“配音也是演员表演的一种”。所以一个好演员立刻就能成为一个好的配音演员。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实践中向这些前辈学习，得以快速成长。 　　1950年翻译片组创立之初，最有影响的一部电影就是《桃李满天下》（又名《乡村女教师》），由高博、舒绣文配男女主角。我们翻译片组的演员多是配群众角色。由苏联著名女演员玛列茨卡娅主演。她从十六岁中学毕业，就自愿到边疆乡村做教师，直到白发苍苍，桃李满天下。当时很多年轻人看了这部电影，也选择了到边疆去做教师。当年，他们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他们。另一部有影响的影片《列宁在1918》，张伐配列宁，冯?磁渌勾罅郑?孙道临配捷尔任斯基，李农配瓦西里，就是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的那个人。姚念贻配一个老保姆，有一小场戏，问列宁会不会煮牛奶。我配列宁妻子――柯鲁普斯卡娅，人物虽重要但话不多，就是招呼来看望列宁的高尔基，请他坐。张同凝配向列宁开枪的女特务，也没几句话。唯有邱岳峰配一个托派，是我们当中戏最多的。在跟着这些有造诣的前辈们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迅速成长起来了。两三年之后，产生了另一种搭配形式。如在阿根廷影片《生的权力》中，张同凝配黑人妈妈多洛雷斯，是主要角色之一。由中叔皇与林彬配男女主角，为她保驾。1952年，在《彼得大帝》中，温锡莹配彼得大帝，我配叶卡捷列娜皇后。虽然扮演皇后的，是前苏联最有成就的女演员塔拉索娃，但是在影片中，她的戏并不多。所以温是男主角，我是女配角。到1954年，译制由陈叙一亲自担任译制导演的东德影片《不可战胜的人们》时，崔超明配工人罢工领袖修茨，韩非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贝贝尔，我配修茨太太。我是这部影片的主角，这回是师傅们给徒弟捧场。这种以老带新的做法，使我们上海译制片从创立之初起，就是高质量的。同时，也是一条使新人迅速成才的捷径。后来我做译制导演的时候，也多次运用这些方法。例如施融刚来时，在《砂器》中，让毕克配老警官今西，小施配年轻便衣吉村，使他在跟毕克搭戏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建立信心。 　　各国电影流派的代表作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1950年译制片成立之初，基本上都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自1954年开始，也进口了很多西方国家进步作家的作品。首先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如德?西卡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二战后的意大利，国家贫困，工人失业，电影艺术家请不起职业演员，更租不起摄影棚。因此，《偷自行车的人》的主人公，就是由一个真正的失业工人扮演的（李伟配音）。影片也是在大街上实景拍摄的。这种纪实风格，反而更贴近生活。因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我国，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电影《沙鸥》的导演张暖忻就曾亲口对我说过，他们在电影学院学习时，就看过很多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她也很欣赏这种纪实风格。她的主角沙鸥也是一个真正的北京女排队员。我曾问过她“你怎么敢用一个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人当主角？”她说：“一个没受过排球训练的演员，很难演出运动员的气质。运动员参加比赛也是当众表演。”她的导演风格也力求贴近生活原始状态。沙鸥的毛衣，就是从导演身上脱下来的。沙鸥的家，也是北京一个普通四合院的一间小屋。连门口的一串红辣椒，都是房东本来就挂上去的。沙鸥与队友在街上的戏，也是把摄影机隐藏在警察的岗亭里，演员就与街上真正的行人混在一起，实景拍摄的。我记得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也这样做过。当然，也不是说，每部戏都适合用非职业演员。张暖忻后来也没再用过非职业演员。但是，这种纪实风格，却是一直被许多电影人提倡的。 　　另一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警察与小偷》也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小偷埃斯波西多，由于战后失业，为了养活一家人，而沦为小偷。这应该是一出悲剧，片中却充满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如小偷为了讨好警察，称他为“局长”，警察说我不是局长。小偷说：“你这么胖，怎么能不是局长？”警察说：“难道局长就非得是胖子？”还有，小人物之间的同情，既令人感动也令人心酸。当警察在押送小偷去监狱的路上，由于了解了他家的贫困，感到非常抱歉，一再说：“你懂吗？我最好能不这么做。”反倒是小偷来安慰他：“好了。都懂了。走吧。”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