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典籍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探究.docVIP

文学典籍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探究 　　摘 要：《论语》这样的中国典籍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翻译时需要译者使用多种技巧和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本的魅力。丘氏兄弟《论语》英译本说明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对译文价值、原文发展以及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表现译者主体性在文学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受动性、能动性、自我性、责任性 关键词：文学典籍翻译 译者主体性 创造性叛逆 论语 长久以来，译者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译文即使再优秀也被认为不过是原文的复制品；译者总是徘徊在“忠实”与“创造”的两端，译文在原作的阴影中始终黯然失色。林语堂先生曾说：“妙文妙句天生巧合，亦必由译者之出自心裁。”[1] 325的确，文学翻译是译者再创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全面的发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脱离原作而肆意想象。翻译出来的作品必须应当和原作一样具有文学价值，正如傅雷先生所说的，译文本身是一件艺术品，“翻译应还它一件艺术品”。[2] 3回顾漫漫翻译史，无数学者不断追求达到“信、达、雅”的标准，然而，常常又矛盾于自我的创造性，翻译时他们总是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对原作加以改变。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文学典籍翻译的过程中，绝对忠实于原文是很难办到的，译者不会亦步亦趋地逐字逐句地硬译。文学典籍翻译的主体依据原作而进行另一种艺术创作，既受到原作制约又可以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正因为此，译文才能身兼两职，同时传播原语文化又发展译入语文化 虽然译者长期以来在民族文化的构建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是今天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通过分析菲律宾儒学基金会丘文郊、丘文祁、丘文明、丘文星四兄弟用英语翻译的《论语》，描述译者主体性在文学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具体表现，阐释译者在受动性遵守前提下能动性创造叛逆的原因，并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进一步说明这种创造性叛逆的合理性 中西交流的历史悠久，但是从16世纪末期开始，以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为首的大批西方传教士带着传播福音的热情和对东方世界的憧憬，跋山涉水来到中国。那时中国正处于封建时代的明王朝，经济不发达，几乎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和技术，儒家思想是其正统的意识形态。传教士的到来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突然碰撞，揭开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这便是学术界所谓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开端。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具有很大的相通性，因此得到西方世界的推崇。而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的《论语》必然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目标。儒经西传早期，《论语》翻译主要的目的语是拉丁语和法语，而英译本主要是通过这两种语言转译的。严格意义上的《论语》英译开始于19世纪早期，迄今已有两百年的历史，目前《论语》的英译本已近四十部，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地汉学研究日趋发展，新的译本不断推出，复译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本文选取丘氏四兄弟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于《论语》本身承载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内涵和它在中西思想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丘氏四兄弟作为一个翻译团体在翻译《论语》时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们来自菲律宾，母语并非英语，却深谙汉学，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的译者主体性施展的空间更大，这有助于笔者全面深入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 近年来涉及《论语》英译的学术论文，大多针对某些译本进行语言学层面的对比分析，或举三五个例子从某一侧面展开讨论，总的说来，这些研究范围广博而且在各种翻译研究方法指导下也颇有新意，但是很少有兼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和文化交流角度分析《论语》英译本的。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译者受动性――再创作的制约因素 文学翻译往往理解为是一种文学作品的语言转换和意象或意境的再造活动，因此认为是属于语言艺术活动的领域，文学翻译是依据原作而进行的审美再造活动。[3]27既然是语言转换的艺术活动，就必然受到语言制约。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论语》，是用中国古汉语写的，丘氏兄弟先将古文翻译成了现代汉语，然后用现代英语将其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英语。比如，将“仁”先译为“humaneness”，再代之以“benevolence”；将“士”先译为“intellectual ”再代之以“scholar or educated gentleman”；将“民”先译为“the masses”再代之以“the common people”[4] 20 丘氏之所以不能将《?语》直译为对应的古英语，不仅是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也因为《论语》作为一部典籍著作包含深刻的思想内涵 《论语》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哲理的文学作品，书中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富含深意的言谈，集中反映了儒家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