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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助推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摘要：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路径面临挑战，“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省因空间资源制约，必须不断优化产业格局。特色小镇的建设符合发展规律，是浙江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抓手，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而浙江省桐庐县分水镇的制笔产业历经了三次变革，目前正通过打造妙笔小镇踏上第四次转型升级之路，是一个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历程的现实视角 关键词：产业集群特色小镇转型升级 一、 引言 集群发展的趋势在现代经济中表现愈来愈明显，如美国的硅谷、英国剑桥、法国索菲亚蒂波利斯、印度的班加罗尔等，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源泉。浙江省拥有数量众多、规模不一的产业集群，但大都在技术和创新上有所欠缺。近些年，越南、柬埔寨、缅甸、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由于劳动力优势正在挤占低附加值领域，人民币的升值、工资上涨阻遏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的扩张，严峻的环境不得不促使国内的相关产业进行策略上的转变。经过这些年发展，浙江省在产业聚集、配套等方面仍有一定的基础优势为后期转型做铺垫。2015年，浙江省启动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现已取得初步成效，“特而强”、“小而美”、“活而新”、“聚而合”，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特色小镇正逐渐成为“产、城、人、文”有机结合的重要平台，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1] 二、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生产要素集聚的原因：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协作导致了集聚；Marshall认为是外部性导致了企业的集聚；而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Krugman则认为企业集聚是由于因果累积循环效应产生的报酬递增。但实践证明许多地方 “打造产业集群” 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有些经过短暂发展后便势头不足。如何对产业集群进行有效治理并提升竞争优势，已成为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2]。在国内，构成产业集群的多为中小企业，它们凭借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缺乏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的能力，在比较利益分配上处于劣势，而研发所需的较高投入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3]。张小蒂、曾可昕研究浙江绍兴纺织集群发现，模仿创新达到一定程度时，集群的创新会因“搭便车”而陷入“囚徒困境”，市场失灵正是“困境”的症结所在，由此带来的集群内部产品雷同、交易费用上升、要素共享程度下降最终导致集群的产业发展可能被“低端锁定”。而通过产业链的协同治理，优化集群内要素共享，构建的“企企”与“政企”间的激励相容以及企业家才能内生拓展能可持续的增进集群外部经济[4] 马歇尔等学者研究集群外部经济时，暗含着市场机制成熟、交易费用忽略不计等前提条件。但中国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可以在化解市场失灵、促进外部经济增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王岚表示政府通过其政策，可以吸引相关企业和机构，培育高素质的企业家，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发展，拓宽融资渠道等[5]。林毅夫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技术革新和结构转型两方面。结构性转型是发展过程中必需的环节，包括产业升级和各类设施改进等，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回报少、回报期限长等难以协调的问题，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有时不能完全有效，此时政府必须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产品，能够扮演补充性角色发挥积极作用[6] 特色小镇聚合多种高端核心要素，是浙江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有力之举，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探寻新的产业发展模式的创新之举。浙江省大力开展“特色小镇”建设工作以来，理论界针对这一模式不断地为其寻找理论渊源。卫龙宝、史新杰表示比照特色小镇的特点，产业集群理论能够很好解释其本质特征[7]。徐梦周、王祖强以梦想小镇的现实案例深入探索，用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对小镇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8]。白小虎等用生产力空间布局理论讨论了块状经济到特色小镇的演变[9]。此外，不少学者指出了政府在特色小镇当中的重要作用。卓勇良表达出优化政府政策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观点，将特色小镇看作一个创新政府公共政策的重大改革措施[10]。张蔚文围绕政府在特色小镇中定位是否准确、角色是否到位、哪些方面需要部位展开分析[11] 三、浙江省产业集群现状分析 中国工业化水平东南沿海较内陆地区好一些，但廉价劳动力优势正随着人口红利释放基本结束而逐渐消失，政府和企业需共同致力改变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由代加工型向创新型发展、从微笑曲线底端走向两端。浙江省是我国产业集聚最明显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为特点的块状经济，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态。实践表明这种产业集聚所形成的竞争力十分明显，但由于传统产业仍占产业集群的主体，产品层次低、企业的规模小、分布零散、环境受制程度大[12]。浙江省的块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