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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古代文化常识内涵及教学策略 　　语文课程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相关的语言、文学知识，而且要用优秀的文化滋养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人文素养。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相对于浩瀚无边的传统文化，日常教学中有限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时间显得远远不够。对于高中学生，必须使他们熟练掌握一定量的文化常识，具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培养他们主动学习、自主探究的能力和习惯，使他们具备终身学习的基本条件。对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描述是这样的，高中学生应该“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而在当前高中日常教学中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教学一般是渗透在古诗文教学中，高考试题中直接涉及到文化常识的试题只占据了很少的分值（一般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3分的分值）。高中教师对文化常识的处理一般是随遇随讲，不求内容的深入，只要求学生做一般性的识记，不做更高的要求。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大部分学生对古代文化常识重视不够，并不了解文化常识背后的深刻内蕴。长此以往，导致学生的古文化修养不高，造成古诗文阅读的障碍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陌生感，进而影响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兴趣 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仅就高中阶段应该掌握的文化常识来说，其丰富内涵可以用以下四个方面来概括： 一、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涵盖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传统的农耕社会距离当下的高中学生越来越远，社会生活内容与现代有很大不同，这就造成了学生对古代社会的认知障碍。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以农耕和读书仕进为主要内容。农业生产是一个国家和王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土神“社”与谷神“稷”的祭祀就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国家设立专门的祭祀场所，一般由皇帝亲自参与祭祀；各级政府也设有专门的社稷坛，由地方行政官员负责祭祀。围绕对“社稷”的祭祀，还有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如天旱祈雨、籍田之礼等，还逐渐兴起了“以社祀活动为中心内容的节日”[1]――社日。最终，“社”与“稷”的合称――社稷，就成为国家和政权的代名词。在农耕生活以外，读书仕进也是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要了解古诗文中的一些文人人生轨迹，就必须弄明白他们求学和做官的经历，因此学生了解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古代人才选拔方式、官职的设置等。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读书人为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需参加“童试”[2]，录取后成为“生员”[2]；其中在本省巡回考试中成绩优秀者方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2]，考中者成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2]；会试后第二年春礼部举行“春闱”[2]，考中者称为“贡士”[2]，第一名称为“会员”[2]；殿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贡士参加殿试，其中第一甲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2]。了解了这些内容，学生才会明白古代读书人的仕进之路的艰辛和痛苦，理解在古人对功名执着追求的背后，有着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扭曲 二、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含了古代社会的普遍情感 《孝经》有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道”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对父母的“敬”与“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情感。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奉养”“恭顺”上，而且体现在对待父母丧葬礼上面。自上古社会起，我国逐渐产生了子女为过世的父母守丧三年的风俗，是为“丁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丁忧”逐渐由一种礼俗演变成制度，古代社会的律法对“丁忧”有着严格的规定，“凡有违丁忧规定的各类行为，均被列为不孝犯罪而被施以?览鞯男搪沙头！！?[3]作为支撑封建统治的中间力量，国家的官吏更要恪守“孝道”，遵守国家对“丁忧”的规定，在古代社会对于“丁忧”规定的背后，是古代君王“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理念和古人“尽孝道”的普遍情感 江淹在《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人对于“离别”的重视使得“别情”也成为古人的普遍情感。在古代，长安的灞桥是凝结着人们的离别之情的“黯然之地”。唐朝时，朝廷在灞桥上设立了驿站，灞桥两边杨柳依依，是当时人们离别长安的必经之地，送亲友东去的人们，大多在这里告别，折柳相赠，表达挽留之意。久而久之，灞桥也就成了著名的离别之地，诗人李白曾在《忆秦娥》中写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经过历代文人的渲染，灞桥也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独特存在。同样，以吃元宵、猜灯谜、舞狮、划旱船等活动为习俗的上元节，在节日活动的背后，也饱含着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和幸福团圆的向往 三、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蕴藏着古人的主要思想观念 通过对文化常识的深入学习，还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古人的思想认识。“干支纪年法”是我国古代最主要的纪年方法，“天干”和“地支”代表着我国古代先民对于天地、星象、时间等自然变化最原初的认识。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