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对城中村问题新探 .docVIP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对城中村问题新探 摘要:本文运用福利经济学的概念与分析方法,重新审视了我国城中村演化过程,提出基于社会福利优化思想协调各方利益的方法,希望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积极的参考。 　　 　　1. 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形态,城市周边村落被扩张的城市所包围,保留其残存的制度特征出现于城市中心区的现象。由于其自身土地、户籍制度、发展路径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治安环境差、规划与城市脱节、村民素质偏低、产权不规范、村民收入来源单一等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渐激化,不少学者针对相关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中一、刘中炜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经济背景,称城中村改造协调各方利益为“二次土改”,对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团转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等对策 ;山东大学轩明飞博士用制度经济学社会变迁理论对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选择探讨,通过制度供给,调整多元产权关系 。兰州商学院石志恒教授深入城中村,采集城中村零售、餐饮、服务、租赁等小产业的产业数据后,系统分析了其产业规模及经济效用,指出了其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 。 　　然而,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及相关标准的研究却缺少实际结论。福利经济学专注于社会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建议。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问题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起源于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创立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福利经济学》,以序数效用论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对福利标准及补偿原则、社会效用函数(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为其成熟的标志 ,华裔学者黄有光Yew-Kwang Ng改“福利”为“福祉” ,更是为完善福利经济理论不足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认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乐”或称“福祉”不仅是基数性的和人际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与比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如果不考虑无知和不完全预见、利他主义、非理性偏好,并且交易成本足够低,基于“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标准与直接付清的补偿方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Ng,1988),即用个人支付意愿衡量偏好强度,无加权的总支付意愿标准可达到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最佳均衡;另外,当外部效应明显时,外溢的支付意愿也应计量。依据黄有光的福祉思想,我们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进程中各方利益的关联与变动,并试图找到改进社会福祉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法。 　　 　　2.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城中村演变分析 　　 　　城中村多种矛盾根源于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可将城中村分为三个重要的变革阶段:远郊村落转变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转变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远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转变 　　按经济地理定义,远郊村落指远离城市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关联度不强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经济圈周边与城市经济关联度高的村落。由远郊到近郊,是经济模式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城市关联经济的过程。这一变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为村民与城市居民。 　　黄有光社会福祉理论认为,“一元就是一元标准”,即用无加权的汇总利益各方支付意愿和经济损失来判断社会变革,能够简单有效地保证公平与效率兼顾。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来自农牧需求增加与农家旅游服务利润,城市交通、信息、生活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外溢,资源流动性加强及借助城市商品、劳务市场优势带来的机会增加。用生产者剩余可衡量其农牧与旅游服务业增加的福利;而公共产品外溢收益,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均衡时其边际成本等于共用公共产品个体边际收益之和,故可以统计村民为城市外溢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汇总计算其福利。村民在这一转变中也有福利损失,如自然环境的破坏、村民转变生活习惯、外来城市文化的冲击等等。对于村民为适应新生产方式承担的变更成本与心理损失,可归属于黄有光理论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坚持某种旧习俗带来的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入权衡的短视。因此,仅需计算制度变更成本作为损失额。 　　城市居民这一阶段的总体福利是增加的,因为临壤村落面积的扩大确保了城市农牧产品稳定供应,同时也给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游选择。他们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应的农牧产品与旅游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剩余计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转变 　　此阶段城市逐渐覆盖周边近郊村落,出现了所谓的“城中村”。利益关联方为城中村村民和城镇居民,尤其城中村周边的城镇居民利益关联更为明显。 　　城中村居民此时已不能通过农业维持成本收益平衡,于是集体工厂、土地出让、“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纷纷产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种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总新收入来源如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