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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泄漏对农田环境的影响 0引言 碳捕获与封存（carboncaptureandstorage，CCS）作为一项新兴的、具有大规模碳减排潜力的技术，有望成为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环节，是全球减排的重要战略性技术[1]。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大会通过了《将地质形式的CCS作为CDM项目活动》的协议，预示着CCS将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发展时期，特别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改变，面临着发展经济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2]。而CCS具有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小、减排效果显著的特点，开展CCS项目的技术研发与示范，形成战略性技术储备，对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3]。但是目前的CCS工程存在CO2泄漏的风险[4]，如果封存在盐水层或废弃油气矿床等地质构造中的CO2通过断层、断裂或人工钻探口泄漏到地表，将会抵消CCS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贡献[5]，更重要的是鉴于CCS项目的空间规模，短期或长期的泄漏都可能会对当地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造成显著的影响[6-8]。同时，由于中国生态环境脆弱、气象和地质灾害频发，CCS技术在中国的风险要远高于其他地区[9]，实际上，由于担心封存CO2泄漏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导致的公众反对已经成为CCS活动的重要障碍之一[10]。因此，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研究地质封存CO2泄漏对地表生态系统的影响，特别是确定生态系统的耐受阈值，对于理解封存CO2泄漏环境影响的机理，为决策和管理者定量评估CCS风险和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对策，引导公众正确对待CCS活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往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大气CO2浓度升高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11-12]，而关于由地下土壤深层向上迁移的CO2气体导致土壤层中CO2浓度升高的影响研究，相比于前者要少得多[13]。世界上第一个把CO2捕获与封存和温室气体减排概念相结合在一起的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挪威Sleipner项目[14-15]。虽然CO2捕获与封存概念经历了大约25a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外学者对地质封存CO2的长期性和安全性问题也做了不少相关研究和报道[16-17]，封存CO2发生泄漏和迁移的过程可以通过CO2传感器或者同位素示踪剂来准确地跟踪监测[18-19]甚至模型模拟[20]，但是关于CO2在其泄漏过程中对地表生态系统的影响却并没有出现较完善和统一的结论。目前，有关地质封存CO2泄漏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2个思路：一是基于地下深处释放的CO2天然试验地，例如地热活跃区[21-22]、火山活跃区[23-25]和天然CO2温泉[26]，当这些天然CO2释放源附近的土壤CO2浓度达到毒性级时，植物叶片光合作用降低、提前衰老[27-28]甚至死亡[29]。Beaubien等[22]对意大利中部地中海草原生态系统上一个由深层地热形成的通气口展开研究发现，距离通气口中心6m宽的范围内没有植物生长，由中心向外形成了一个近似20m宽的环形过渡区，沿径向由中心向外穿过这个过渡区后生态系统的各物理参数逐渐回归到背景值。然而这类天然试验地无法与工业级别的CCS封存库相比较，而且长时期暴露在高浓度CO2环境后，生态系统可能已经完成了适应和恢复过程[22]，无法评估影响发生的全过程；二是基于定量模拟CO2泄漏的人工控制装置，这正逐渐成为当前研究地质封存CO2泄漏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热点，当前正在运作的2个大规模人工控制试验系统分别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人造土壤气体和响应监测（artificialsoilgassingandresponsedetection，ASGARD）和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零排放研究和技术中心（zeroemissionresearchandtechnologycenter，ZERT）。例如，利用ASGARD，Patil等[30]以1L/min的流速往牧草地和冬豆休耕地下连续注入CO2气体，并运用基础生物技术去监测生态系统对“泄漏”的响应，结果显示通气小区受到了明显的压力征兆；West等[31]发现单子叶植物比双子叶植物具有更大的耐受性，并且不同深度的土壤气体通量不能直接与地表泄漏通量相联系，注入土壤中的CO2大概只有1/3在地表试验区边界内被观测到。而ZERT对深入研究泄漏CO2在近地表的时空变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32]。但这些人工控制试验都存在特定性，对现实可能泄漏情景的多样性考虑不够，而且分析的时空尺度不同，其结果很难具有可比性。然而，此类人工试验方法的构建思想以及基于现实模拟的特点，使其在未来评估CCS泄漏风险的研究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33]。 地质封存CO2泄漏对地表生态系统的影响机理较为复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