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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道统论的驯政思想论析 儒家道统的含义、传承与精髓 儒家道统的传承谱系，虽然是后世儒学主观构建的，但也是对华夏治道之运行和儒家知识分子追求治道之自觉的客观反映。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之构建与治理始于神农炎帝与轩辕黄帝，二帝以“尝百草”、“播五谷”、“教稼穑”、“作舟车”的功绩被追认为华夏文明始祖和治道源头。尧舜二帝是儒家道统较为公认的开端，尧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拓展了华夏治理之道，并创立了早期封建制、经典禅让制、君臣共治制等基本政治体制，以及“天道信仰”的政治哲学。皋陶将尧舜的治道思想进行了深刻阐发和总结，在理论上初步构建了华夏治道理论，并通过担任“士”的职务，创制了华夏治理之基本规则体系。大禹以“平治水土”的伟大功业会同万国、嗣位为君，并开创了“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但是华夏治道由此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天道信仰”被“祖先崇拜”超越，夏人、商人敬祖而不敬天，最终导致了汤武革命。成汤和文武以德行受命于天，放桀伐纣，显示了天道的权威，作为整体的汤武革命重新恢复了“天道信仰”，开创了经典“革命”理论，确立了宗法制、封建制等基本政治体制，为华夏政治共同体追求优良治理之道树立了万世不易的榜样。伊尹、周公等继皋陶之后的圣臣贤相，则继续在深度和广度上将汤武革命开创的治道向前推进，伊尹放太甲、周公辅成王开创了师保辅政制，周公制礼作乐为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提供了最根本和最基本的生活规则与逻辑。以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被儒家道统尊为万世圣王与圣臣，他们确立的“先王之道”、“先王成宪”，是后世治理活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参照系。他们既是世俗的君主（臣），又是道统的化身；他们既构建和治理了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使其得以“安身”，又是共同体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和载体，使其得以“立命”。他们是政治权威（政统）与道义权威（道统）的综合体，也就是“政统”与“道统”的共同体。 东周以降，华夏治道又逐渐衰败，世俗君主不再具有道义权威，政统与道统开始分离。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之世，怀抱“克己复礼”的“从周”之志，引领三千弟子，周游于“春秋无义战”之列国，终其一生大道不行，于是“厄而作春秋”，删定六经，以期保存华夏治理之道不致坠失，孔子也因此继承了华夏之道统mdash;mdash;mdash;“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中庸章句bull;序》），被尊为“大圣至成先师”。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再传至孟子。孟子接续道统，以“暴君放伐论”为汤武辩诬，又高举“王道”大旗，宣扬“民贵君轻”，以“仁政”为最高愿景，遂有“孔孟之道”。秦汉以降，释教东来，至于中唐，朝野弥漫。韩愈自觉于华夏文化之危机，上《谏迎佛骨表》，却换来“夕贬潮州路八千”的结果。其于是愤而著《原道》，明先王之教，续华夏之统，并当仁不让地表示自己即为儒家道统之现世传人：“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韩昌黎全集bull;卷十八bull;与孟尚书书》）至于赵宋，先后与辽夏金分庭抗礼，民族文化危机更加深重，儒家士大夫也更加具有文化自觉与道统自觉。遂有朱子重续道统，构建出一个“伏羲mdash;神农mdash;黄帝mdash;帝尧mdash;帝舜mdash;大禹mdash;成汤mdash;文王mdash;武王mdash;周公mdash;孔子mdash;颜回mdash;曾参mdash;子思mdash;孟子mdash;濂溪mdash;二程”，直至朱子本人的道统传承谱系。至此，儒家道统论大致定型，后世论者均在此基础上接续，如中明王阳明，明末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清末康有为，乃至当代新儒学诸先生，所孜孜以求者，皆华夏治理之道也。 笔者极言儒家道统即为华夏治理之道，虽然自以为中的，但仍未免失之突兀。事实上，儒家道统之目标已被公认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而“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华夏文化政治共同体的优良治理之道。儒家道统的精髓，就是儒家“圣圣相传”的“十六字密旨”。其蕴含了华夏治理之大道。这十六个字，核心在于“允执厥中”四字。“允执厥中”本作“允执其中”，是帝尧禅位帝舜时的政治遗嘱：“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bull;尧曰》）帝舜以其德行实践了“允执厥中”的治道要求，但是在他禅位大禹之际，却将其扩充为十六字，念兹在兹，意味深长。“十六字密旨”的说法则出自朱子：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hellip;hellip;夫尧、舜、禹，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