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的西方浪漫主义译诗.docVIP

学衡派的西方浪漫主义译诗 1．0前言 五四时期白话新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很多外国诗歌流派的影响，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浪漫主义。从翻译文化学派的角度来看，浪漫主义诗歌能在众多流派中深受当时文人的青睐并得到广泛译介，与它的反传统观念不无密切的关系。当时很多中国文人都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具有破弃传统的革命特质。如梁实秋写于美国，1926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中说:“总而言之，浪漫主义的精髓，便是lsquo;解放rsquo;两个字。浪漫主义者全是丛聚在这个新鲜的大纛下面，他们全都崇奉着这解放的精神，而向不同的各方面去发展。”(梁实秋，1998:14)因此五四时期的新诗人对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投入极大的热情，积极介绍与翻译欧美浪漫主义诗歌。拜伦和他的《哀希腊》在当时最受推崇，马君武、胡适、苏曼殊、柳无忌、闻一多等一批进步诗人相继将此诗全文译出，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擂响了战鼓。(王东风，2011:20)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在内的8位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以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在众多的欧美浪漫主义诗人中，郭沫若最喜欢歌德、雪莱和惠特曼。1922年，郭沫若在《雪莱诗选bull;小序》里说:“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hellip;hellip;译雪莱的诗，要使我成为雪莱。”(转引自罗新璋，1984:333－334)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诗歌变革的过程，即由旧诗向新诗转化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诗歌中兴起的过程。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是一场激进的政治文化运动，在反对传统与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不免对某些思潮产生片面的理解。就浪漫主义而言，五四新诗过于重视浪漫主义的政治价值，而忽视了其对诗艺的追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虽是当时介绍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力作，但仔细阅读后却可以发现，其主旨在于介绍浪漫主义诗人的革命精神，而较少提及他们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写诗技法。例如，文章有专节介绍拜伦的生平和创作，对其赞誉有加:“裴伦(即拜伦mdash;mdash;mdash;引者)既喜拿坡仑(即拿破仑mdash;mdash;mdash;引者)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 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鲁迅，1959:800－801)这也反映出“五四”文人更多看中的是拜伦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精神。当创造、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日渐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拜伦、歌德、雪莱、普希金等思想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性，甚至政治抒情性作品便成为主要译介对象，从而影响了五四新诗建设的发展方向。这种片面强调浪漫主义政治功能的倾向，使新诗建设者无法全面了解浪漫主义诗潮的真义，以为浪漫主义诗歌在“怎么写”上，也和在“写什么”上一样，是极端的文体革命者。诚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的那些神秘的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李欧梵，1996:278) 然而在本质上西方浪漫主义并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特别是以雪莱、拜伦为代表的积极浪漫派诗歌，无论在内容上如何注重个人感情的抒发，追求自由奔放的性情，但都没有在本国的诗歌文体变革中摒除旧诗体，尤其是没有完全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法则。歌德主张诗应有特定的形式，他在诗中写道:“在限制中才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句话在当时深入人心，但为了纠正诗人对情感及直抒胸臆的作诗方式的极端，他也提出要求诗人纯化情感。在同一篇诗论中华兹华斯这样说道:“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个说法虽然是正确的，可是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沉思了很久。”(转引自伍蠡甫，1988:2)即使是中国新诗人心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诗人拜伦，也没有完全放弃诗歌传统和已有法则，不仅从英国传统诗歌汲取营养，而且还从其他国度，如意大利诗歌中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诗体。如《唐璜》就采用了意大利八行诗体(ottavarima)。雪莱的《西风颂》在中国同样广为流传，它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诗人的政治革命热情和文体革命激情，但是这首诗却是韵律齐整的传统型英语诗歌。 由于中国的新诗革命遵循在诗的内容上追求感情至上，形式上要求诗体大解放的方针，浪漫主义诗歌的译介趋势也渐趋明确，雨果、雪莱、拜伦这样的具有思想先锋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主潮。然而，这一时期却有一个文人团体，相比较而言，对西方浪漫主义持有稳健的认识，他们翻译的浪漫主义诗歌为五四激进的诗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这便是“学衡派”。 2．0“学衡派”及其新人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