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赦制度的现实基础 .docVIP

　　重建大赦制度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 大赦 政治智慧 宽恕 宽容 犯罪观转变 矛盾纠纷调节机制 内容提要: 大赦作为经世治国的一个特殊制度，在中外都有久远的历史。大赦之为理、之为制，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中，都有有关大赦或其他形制的赦免内容的规定；此外，更重要的是，它还被成功地改造成为宪政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在中国，大赦不仅有作为宪法学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还有重建大赦制度的现实基础。 引言 　　“大赦”作为一种既非常规又非极端的治国工具或机制，在中外都有久远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早在1949年9月27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就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行使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之职权。1954年宪法第27条12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该宪法还在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在此后颁布的三部宪法，即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中，却都没有明确规定“大赦”制度。 　　我国虽然早在建国之初就在宪法性文件和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大赦”，但从未具体着手建立相应的国家“大赦”制度。从1956年至1975年先后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以及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过7次“特赦”，但在全国范围内从未实行过“大赦”，自1975年以后也没有实行过成规模的“特赦”。总的看来，“大赦”成为被遗忘60年的宪法规定，在此60年的漫长时期，从未尝试更不用说用心建立这样一项宪政制度。 　　事隔60年以后，中国的法治和宪政制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和进步，笔者认为，着手从事和加强“大赦”理念与机制的研究，正当其时。 一、“大赦”及相关的“赦免”概念 　　“大赦”的概念及其作为政治统治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自古至今并存。英文是用amnesty表述的。“大赦”是一个跨越东西方、横亘古今的普世概念及政治统治术。 　　“大赦”作为一个极具历史深度和地域广度的概念及政治统治术，具有多元的理解，也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制。在当代，就各国政治理念及国内法上的“大，赦”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宽免理念，在形制上则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法律、政令等形式在特定时期，对全部或大部分或一部分特定的犯罪人或不特定的犯罪人，对已判定之罪或正在追诉之罪予以免罪和免于刑罚或免于追诉尚未定狱之罪的政令、法律、政策或措施。 　　在中国古代，“大赦”是一套结构复杂的“赦免”概念和形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这个概念和体系的，还有赦、常赦、曲赦、肆赦、特赦、恩赦、郊赦、别赦、赦徒等赦免形式。其中有些与“大赦”的概念和体系有重叠或交叉，或只是不同的称谓；而其中大部分都与“大赦”有些差别，甚至有较大的差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同属“赦免”范畴，却与“赦”或“大赦”明显不同的概念与形制，如“减等”或称“赦降”（即类似于当代的在押人犯的减刑）、复籍（即对被剥夺的皇族恢复其属籍）、赎罪（即以财物或劳役赎刑）。 　　在近现代的中国，除晚清沿袭以往朝代的“赦免”概念与形制之外，在“中华民国”期间，通过的历次宪法、宪法草案一般都规定实行“大赦”，此外还有“特赦”、“免刑”、“减刑”、复权等，后四种同“大赦”一样，即同属于“赦免”的范畴与形制，只是在“赦免”的范围和程度上区别于“大赦”。 　　在古代西方，“赦免”的概念与形制也是古已有之，其形制大体上也分为“大赦”、“特赦”以及其他形式的“宽恕”。这种概念与形制同样被近现代西方国家所沿袭。许多国家的宪法或专门法律都有关于“大赦”或“特赦”的规定。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融合中西方的赦免概念的形制，都在各自的国度实行各种形制的“赦免”制度。 　　在东西方现代的刑法中，一般都有关于假释、缓刑、减刑等减免刑罚的规定。从广义上来说，这些都属于“赦免”的概念与形制的范畴，但就其实施范围及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远远不及“大赦”、“特赦”之类的“赦免”来得广泛和深远。 　　除此之外，在宪法和国际法上都有一种被称为“豁免”的概念与制度。“豁免”是基于担任某些公职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员，为了保障其正常地履行职务，其某些行为例如国会议员或人民代表在议会或代表机构的发言，即使是错误的，也不受司法上的追究，即从刑法上的罪与罚中彻底排除。而一国派驻外国的外交或使团人员，因其具有代表国家行使职务的特殊身份，即使被认为是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相宜的行为，根据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公认法理，不受驻在国的司法追究，对其所能采取的最严厉的处分措施，也只能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员，令其在一定的时期内离境。而“赦免”则是指对司法上或定罚或刑罚的免除或宽恕。 二、“大赦”在其他国家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