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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案责任追究与司法行为控制论文 关键词: 错案/责任追究/司法行为控制 内容提要: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决定着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作为一种自下而上产生的制度即如是，由于其鲜明的传统人治社会的行政治理技术的痕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大量偏差和问题，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故宜废除。但是，该制度蕴含的司法监督和司法民主的理念与诉求则是应予肯定的，故仍有必要对司法人员的行为进行恰当的控制.freelbia La，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第275页。）而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犹存：“在刑事审判实践中，由于许多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从无’处理却得到‘从轻’的‘疑罪’不是个别的，尤其是死刑案件，所谓‘因有些证据不够扎实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案件不在少数。……从法理的角度看，‘疑罪从轻’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是一种应当努力予以摒弃的断案方法。但着眼于我国现阶段的执法条件和执法环境，‘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做法有其存在的根据。”（注：苗有水、刘树德：《在大案要案的背后：媒体关注与司法审判的对白》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作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两名法官，他们的观点多少能够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疑案的处理态度。）因此，在对司法人员归责时，如果忽视现实中的法律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司法人员办案时的潜在影响以及因时间和理念等的差异而产生的认识的不同，而一味以书面规则、书本上的法律、正式制度苛求于人，那么即使说符合“形式正义”，也将是不合乎“实质正义”的，制度的缺陷和瑕疵不能由法官个人来承担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佘祥林一案虽然发案于1994年，最终作出有罪判决于1998年，此时，1996年刑诉法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是一项制度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特别是在我国，由于缺乏现代法文化背景、配套制度的支持等原因，“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而“正式制度”的功能的有效发挥将是一长期的渐进过程。 其次，社会舆论、群众心理等法文化背景对法官的裁判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稳定压倒一切”、“要有大局观念”的讲政治的要求和影响下，作为社会舆论、群众心理的“民愤”往往能够影响法官办案。但是这种“民愤”经常是非理性的，当大量的群众聚集在一起表达意见时，往往就表现出所谓“民愤”，并做出极不理智的行为，迫使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错误认识去办案，而且他们的这种行为往往屡试不爽。在佘祥林一案中，“被害人”的家属即对司法机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当发现案件的处理错误时，事实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就只有具体办案人员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强烈要求进行错案责任追究的人员往往就是当初那些叫得最响，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错误认识去办案的人。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潘余均死了。我们所有曾为佘祥林冤案愤怒的人高兴了吗？显然不是，看着他抛下的老父妻儿，我们甚至会同情他。但细想起来，我们所有人的愤怒，难道不就是潘余均把脖颈伸向绳圈的原因吗。潘余均肯定不是基于心理愧疚的原因而自缢，这一点从他留下的遗言中可以看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说他是被人们造就的讨伐声势给逼死的。但是，难道我们错了吗？为什么一个寻求社会正义的舆论压力会直接着力于一个弱小、命不该绝的个体，而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个集体、那个造就它的机制？”（注：参见：《是我们逼死了潘余均吗？》） 再次，司法的不独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有些错案的造成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承办案件的法官。因为，在现行行政化的司法体制下，有权力做出裁决的不仅仅是法官本人，还有“各级领导和集体”，比如庭长、院长及审判委员会等，而后者往往掌握实质上的决策权。事实上，进一步分析，由于错案责任追究和具体办案人员的高度相关性和直接责任性，一项错误的裁决可能实际上并不是办案人员的本意，相反他可能强烈反对该项裁决，但是由于领导意志的强加或者是所谓会议上的集体决定，他不得不服从。而且，致命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一方面，领导意志（实践中的办案人员往往无奈地戏称为“长官意志”）的强加大都是无形却又强有力的，“无形”是因为，哪个领导都不会愚蠢到签字画押要求具体办案人员如何体现领导意图！“强有力”是因为，“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6页。）再者，“即使司法机关摆脱了所有行政控制，个体法官的独立还是受到下述个人意愿的威胁，即不去对抗其职业之成功需要依靠的那些人。”（注：意皮罗·克拉玛德雷：《程序与民主》M，瞿小波、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另一方面，集体决定机制下，人人负责实际上是谁也不负责，无法明确责任分担。“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在一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