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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定位 一、商业银行对仲裁的认知 对仲裁的认知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仲裁的认知程度。问卷中有22家调查对象是通过两种以上的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42.3%，有30家是通过单一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57.7%；通过法律书籍成为33家调查对象认知仲裁的途径，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成了22家调查对象了解仲裁的方式，还有21家调查对象是通过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中了解到仲裁的；在对仲裁非常了解的有20份问卷中，有15份选择了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了解仲裁这一认知途径。对于仲裁所具有的优势，有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单一优势，占调查对象的19.2%，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二重优势，占调查对象的28.8%，27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三重以上优势，占调查对象的51.9%；对于专家仲裁在银行纠纷中的作用，2份问卷回答说不清楚，13份问卷认为专家办案对商业银行纠纷的解决无关紧要，9份问卷单纯认为专家办案能够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并提高效率，9份问卷单纯认为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专家仲裁有利于案件的解决，14份问卷认为专家仲裁既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提高效率，又有利于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的解决。商业银行对于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的认知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重要因素，突出宣传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对于仲裁在商业银行纠纷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二、仲裁在商业银行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4家通常借助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3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处理业务纠纷，有11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业务纠纷，有7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0家通常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可以看出，纠纷处理主体的多样化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种趋势。在解决银行业务纠纷的多种可选途径中，有7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调解”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仲裁”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3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诉讼”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仲裁”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5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调解”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6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诉讼”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其余14家选择了包括“仲裁”在内的三种以上途径解决纠纷。这一问卷的结果表明，目前诉讼是各商业银行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并且对纠纷解决途径选择越少的调查对象选择仲裁的可能性就越低。这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有14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列明诉讼和仲裁两个选项，由当事人选择。在52份问卷中，有15份问卷回答曾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占调查对象的28.8%，而在该15份问卷中只有6份问卷给出了近两年业务纠纷统计数据，数据表明仅有2010年一起金融纠纷通过仲裁结案。这表明仲裁在金融纠纷的解决中应用的比较少，这与仲裁作为一种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的15家调查对象中，选择仲裁理由不尽相同。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是一裁终局，仲裁方式比诉讼方式成本较低，仲裁裁决书与法院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申请强制执行，4家调查对象认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仲裁机构，自主选定仲裁，1家调查对象感觉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较好。 从认知层面来看，妨碍仲裁在金融纠纷中应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33家调查对象习惯以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占调查对象的63.5%，可见，“诉讼定式”已成为仲裁在金融纠纷得以应用的主要障碍。上述思维定式的形成与调查对象的几种观念有很大关系，2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保全、执行要通过法院是妨碍其选择仲裁的原因，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机构的影响力不如法院，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员素质影响其对仲裁的选择。从实践层面分析，商业银行未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几方面的原因，有17家调查对象明确表明不选择仲裁是因为上级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包含仲裁，有14家调查对象承认合同管理人员对仲裁法律制度不了解，有9家调查对象未选仲裁的原因是合同双方虽有仲裁约定但约定不明确，9家调查对象则是因为签订合同的对方不同意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3家调查对象对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不满意，3家调查对象强调未选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