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docVIP

浅谈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 一、什么是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 香港电影批评的写作环境截然不同于内地写作环境，其主体不是职业电影批评者，而是非职业电影批评者。香港“几乎没有一个是全职影评人，”④担任过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的李焯桃坦言，“香港的影评人从不期望可以单靠写影评维生。他们通常是新闻从业员或有一份与电影无关的正职。他们的境况从未好转过hellip;hellip;文章的长度愈缩愈短”⑤。有论者质疑，“香港几乎人人都可以是lsquo;影评人rsquo;。有人想建立影评人的专业身份，但lsquo;专业rsquo;本身是一个未必站得住脚的理念。”⑥在这种业余写作处境中，香港电影批评者不断追问自身的个体批评者身份和总体的香港电影批评身份，“集中讨论一般的写作环境与影评策略问题”⑦，“反问自身为何写影评？而影评人有没有一个相对实在的标准？”⑧“还要写影评？”⑨什么是影评（电影批评）？如何面对“影评战争mdash;mdash;当代影评危机”⑩？“批评的标准”是什么？“当找不到集体的影评路向”，如何办？又如何“回归到个人去”？而在“浮城”的香港，mdash;mdash;“许多年来，大家公认香港是一块没有历史意识的地方”（梁秉钧语）mdash;mdash;“香港青年lsquo;影评家rsquo;的成因”何在？什么是“香港意识”的电影批评？什么是“香港电影批评”？ 置身于身份危机中的香港电影批评者，一方面致力于和电影实践始终紧密共鸣的电影批评定位，秉持一种共同的“迷影人”(cinephile)立场，“写影评hellip;hellip;因为喜欢电影”，他们“大都同时从事与之（电影）有关的工作，如编剧，电影策划，电影教育，又或电影资料整理等，均是有利丰富的电影文化发展的好气候”；另一方面，香港电影批评者则竭力落实电影批评的自身独立性，声称“理想之影评，当有独立成家之气度，不论电影当时是荣或是辱，电影评论是个专门项目。”由此，香港电影批评者的影评写作和影评姿态，迥然有别于内地电影批评者。与此关联，对于电影批评是一种分析还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表述还是客观研究，在香港电影批评者看来，本是不可分切的一回事：正因电影批评是主观化的影像分析，故能超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学理性学术操演的规训与狭隘。在此情形下，香港影评人的共识首先不是基于逻辑、立场上的一致，而是源自感情上的共通，这一共通点即：对电影的热爱，由此自证其共同的“迷影人（影痴）”身份mdash;mdash;“影评人必需喜爱电影”（舒琪语）；“影评人始终不能失落的，是对电影的热情”（张伟雄语）；“只写喜欢的电影，有些电影，不交心就是不交心”（黄爱玲语）；“我们写影评，也只是为了兴趣；服务读者只是次要，主要为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非心爱的电影，我们可以不写”（李焯桃语）；“要明白自己为何喜欢电影，面对自己影痴之心，若将写影评当成搵食工具，卖白粉赚得更多，何必爬格子？”（陈耀荣语）mdash;mdash;要言之，香港电影批评在其社会语境中，更接近于一种非功利的迷影话语的个性化表述，“不需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写，也无需拉到现实政治去发泄，去吵。”这样一种民间和个人立场的迷影电影批评观念，正可警醒学院派电影批评的机械僵冷。 对于国内电影研究者而言，郑雪来提倡的“电影学包括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这三个分支”的观念影响至今。同时，罗艺军所称“中国电影理论在形态上往往与影评合流，论评合一，以评带论”的论断，同获广泛传播。然而，把一些电影批评文本拔至“理论文本”的高度，表面上似乎是一种提升，却隐含着狭隘化电影批评的盲点mdash;mdash;首要以电影理论的观念统摄电影批评，电影批评的理论化痕迹愈重，其价值愈高。如此一来，电影批评的“标准装”愈来愈被剪裁成“理论休闲装”，从而遮蔽其主观化阐发的空间。这其实正是郑雪来所倡“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迄至当下的一个现状。处于“特色之外”的香港，自然不存在理论化钳掣电影批评的限制，便形成其更加开放的“专业电影批评”观念：“影评除了分析电影，会看镜头、故事结构之外，也有很感性的处理方式hellip;hellip;不是一定要追寻清楚电影是甚么的理论，而是很感性地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此同时，电影批评的“业余写作方式”，并不取消香港诸多“非职业影评人”的“专业影评人”身份。这一基本定位，正和上世纪60、70年代艺术电影活跃时期众多欧美知名电影批评者的“专业电影批评”与“专业电影批评者”的观念相近。相较之下，倒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建构下的电影批评观念显得过于“特殊”了。 二、什么是“香港电影批评” 1981年1月底，香港《电影双周刊》“双周特辑”登出《全港影评人评选1980年十大影片》。其中，“全港影评人”既包括石琪、舒琪、列孚、林离、吴昊、文隽、陈廷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