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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农业教育开展思索 本文作者：吴玉伦 单位：焦作大学校长办公室 发轫于清末的中国近代农业教育至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已获得规模有限的初步发展。无论沿农业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析,还是从教育沿革的轨迹进行评判,近代农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并对其后的农业生产和教育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近代农业教育于清末产生的社会背景 传统的中国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是强调天人合一,用“阴阳协和,五行相生”的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在非电热机械农具时代,这套理论是有成功之处的。与此不同的是,18世纪的西方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构成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1]。由于生产实效的明显优势,“实验农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单纯的农业技术之外,近代以来,外来势力把中国作为倾销其过剩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凭借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将侵略的触角伸进广袤旷远的农村,中国农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日益加深。加之国内人口增加、天灾频仍,终使芜秽不治,蓬蒿没路,国用匮绌,民生日蹙,农业生产日益走向衰败的边缘。经济困境与内外交困的社会处境相交织,促使一批启蒙思想家和开明士绅重新体认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和以往不同,此时的“农本意识”把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纳为其重要内涵,不仅肯定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地位,更强调利用新型农业技术促进农业生产。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西洋“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设机关,有如骤雨”[2](P1419)的先进生产方式倾慕不已。孙中山在《农功》一文中,也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落后的农业生产。以光绪帝一系列关于农业变革相关谕令的颁布为标志,近代农学从知识启蒙开始上升为国家意志,以实验农学为学科体系的近代农业教育、科研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得以逐步实施推广。在教育领域里,封建专制教育空疏腐朽的颓势至清末未减,形式完备的教育制度已徒具虚名,各地官学和书院不过是科举入门的阶梯。学校管理日渐松弛,昏聩之师滥充其数,捐纳生徒滥厕其间。科场考试更是丑态百出,剽窃诡随,倩枪顶替,通融关节,贿赂公行,曾一度起过积极作用的科举制度,日久生弊,积弊成俗,破屋漏舟,无可修补。与针砭科举相交响的是呼吁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新式教育。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行以达知、明体达用,“读书者实事求是”[3](P240);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变器不变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笃信“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4](P109)。这一切都预示着穷途末路的传统教育必将迎来蜕变重生的新机遇。在实践层面,从洋务教育起,声光化电等反映西方近代文化基本内容的科技知识,步履艰辛却势不可挡地挤占着为孔孟经史所垄断的教育地盘,延续了一千三百年、以科举选士为核心的封建教育体制,最终在这场转型中未能逃脱分崩离析的历史命运。受“欧风美雨”的浸渐,出于对自身传统的反思,新式教育逐渐崛起,新式教育类型之一的实业教育应运而生。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把中国教育送入早期现代化的轨道,由张之洞、罗振玉主持设计的这套学制定位“农工商各实业学堂,以学成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使几千年来一直为儒家正统教育所鄙视和排挤的农业教育,被正式纳入国家颁行的学制体系。近代农业教育在上述一系列因素的促动下扬帆起航。 二、近代农业教育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本脉络 清末,近代农业教育处于起始阶段,其类型大致有三种:农业留学教育、大学堂农学科和隶属实业教育领域的各级各类农业学堂。遣员放洋,取石他山,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奠基之措。农业留学教育方面,1896年清政府首批派遣的13名日本留学生中,有1人学农;1897年浙江蚕学馆派嵇侃赴日本东京西原蚕业讲习所学习蚕丝理论和技术,以后又派毕业生方志澄、朱显邦赴日本学习。1903年京师大学堂派31人留学日本,学农及学农艺化学各1人;1905年山东派24人赴日,其中习农学者10人,同年农工商部派30人去日本学农。留日学生还创办有《农报》、《农桑》和《中国蚕丝业会报》等刊物,研究推广农业技术。从1909年起,清政府选拔赴美留学179人,其中13人学农,他们中有邹秉文、竺可桢、过探先等人,后来成为农林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据不完全统计,1011年,中国农科留学生日本112人,欧洲各国12人,美国51人。尽管数量十分有限,去向也以东瀛为主,但农业留学教育开阔了学生视野,汲取了他人经验,也为早期近代农业教育的开展储备了师资。京师大学堂的农学课程和之后成立的农科大学,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