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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产权外部性问题反思摘要：自然法的财产权概念从未作为任何法律体系中“行动中的法律”而存在，但其影响之大却不容忽视。受其影响的财产权模式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遭到法律学界的质疑，也受到经济学家的猛烈抨击。坚守自然法财产权观念可能会对其他人强加成本，自19世纪以来，人们便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这同时也加速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关键词：财产权；自然法；外部性；私有制度 作者简介：王敏：(1966－)，女，河南上蔡人，硕士，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法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58－03　收稿日期：2007-04-20 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财产制度的根本思想是创设一个自由处置圈，在此范围内所有者能自由处置他们的财产。(罗伯特1991)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不明确的财产权产生无效率，明确的财产权产生效率。而当这种处置所带来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或者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社会收益不一致时，财产权所产生的外部性便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在极力张扬自由、平等、权利等私法价值环境下，容易产生的问题之一是权利“损耗”的被忽略，甚至同时产生外在侵害的防范与内在“损耗”的消解两不足的情形。基于此，私法关于财产权绝对的思想应作相应的修正，现代民法的立法实践也证实了这变化的必要性。本文即采用外部性这一经济学的工具，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不仅试图解决这一知识难题，也期求将现代法律中所表现的更为复杂的财产权形式展现给大家。 一、财产权外部性问题的萌发 (一)自然法财产权模式的衰落 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萨维尼将财产权界定为“一个人对财产不受限制的和绝对的统治权控制”。这一被认为是最成功的财产权定义之一，也是哲学家关于财产思想之论述在技术上的完美发挥。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所有权是自由的最初体现”，“所有权之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纯粹的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黑格尔，1997)。康德也说，“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它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康德，2001)依此：财产权并非是促进社会进步才被认可的机制，而仅仅是一种保证个人意志表达的手段。 自然法观念下的产权思想，对破除封建制度，对近代财富之形成、经济之繁荣，确属居功至伟，其不仅为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之原动力，至今仍为民主主义社会之主要经济架构。然而，这一财产观念很快受到大陆法系学者的挑战和摒弃。自19世纪末开始，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德意志私法论》(第2卷)中声称：所有权绝不是一种与外界对立的丝毫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利，相反，所有人应依法律程序，并顾及各个财产的性质与目的行使其权利。(梁慧星，1998)在法国，也有类似呼声。作为急先锋的狄骥否认所有权为一种权利，声言人在社会并无自由，为尽一己之职责，只有依社会利益而行为的义务。至20世纪后半期，则开始普遍重视对私有财产权理论上的实证分析和实践中的社会责任的强调，对私有财产权既保护又适当限制。诚如李进之所指出的：“如果以前财产还意味着权力，那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财产法在法律上却意味着责任。” (二)大陆法系对财产权外部性问题的探索 自然法的财产权观念在大陆法系模式中遭遇背运，理由是明显的，要任何法律制度来保证自然法模式所要求的那种绝对的“密封”的权利简直是不可能的，而且从财产权成立时起，便形成了权利主体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另外，从人的自然欲望与社会资源稀缺的冲突上看，财产权源于人的欲望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矛盾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故此，财产权不仅仅是个人利益，也是社会义务。社会利益学说的代表人物斯柯，人们更多地关心实在的利益。可见，现代财产权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利、绝对的自由，而是背负义务和限制的权利。 在现实社会，实定法也渐渐开始对私人财产权作出限制，然而传统的财产权观念并没有马上被摒弃。如《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第14条也有类似规定：“所有权和继承权受保护，其内容和限制由法律规定。所有权承担义务，它的行使应当同时为公共利益服务……”。《法国民法典》第544条、第545条也规定，不仅法令可以禁止所有物之使用，而且在“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可以强制出让所有权。 于是在法律实务中，大陆法系的法律工作者围绕这一概念作出了巨大努力。法国的法律工作者在诉诸《法国民法典》第544条第2款中容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