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文本考察.docVIP

我国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文本考察摘要：财产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范畴，而更多的表现为历史的范畴，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反映。制度的形成往往渊源于思想的启蒙，制度的变迁往往也是思想嬗变的结果。在每个历史时代中，财产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关系下面发展着。如果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法律保护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态度已在逐步地由侧重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转型。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则走过了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法律文本 作者简介：王仰文(1974－)，男，山东聊城人，苏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行政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4－0147－03　收稿日期：2007－05－25 一、我国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历史演进 现实问题往往是历史因素积累的结果。如果说西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的历史演变犹如激情的交响乐，那么中国对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历史就如同一首朦胧诗。几千年封建制度突出特点就是清晰的帝制和朦胧的财产权。中国古代自西周起，从观念和制度上完全确立了土地国有制，与此相应的是，在财产上实行家族所有制，否定私有财产权。秦汉以后，随着封建礼治观念和秩序的牢固确立，家族制度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私有财产权的观念就愈发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不仅如此，封建国家可以任意运用皇权侵吞家族财产，实质上当时整个社会的财产都是掌握在国家手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封建专制社会被推翻之后，一代代仁人志士为实现宪政民主而不懈努力，人性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封建专制被冲击的七零八落，但是两千多年的历史尘垢又岂能在短期内荡涤干净?近代以来，我国国家法治现代化的进路和具体制度的建构又与执政集团的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密切相关。孙中山先生创造的“五权宪法”学说和“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安排决定了国民政府时期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创立和演进。社会主义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的经济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紧紧围绕“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和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在此演进历史过程中，即使是偏激的、片面的思想和理论，也有可能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成为执政集团的官方指导原则，有的则会直接反映到立法中来。 新中国成立后，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及1954年宪法就以文字的形式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这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共和国的历史经验：共产主义的建设，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在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私有财产权当然要受到限制而不是张扬。《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了公共财产及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极其私有财产。在1954年宪法制定之际，我国的公有制改造正在进行过程中，消灭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宪法突出强调了公共财产的重要地位，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此同时，宪法也宣布对公民的生活资料给予保护，但亦明确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透视1954年宪法条文，可以窥见宪法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安排是秉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原理的，她试图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但并没有一般地消灭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只不过力图将私人可拥有的财产范围限制在生活资料的范畴之内。此后，随着“左”的思潮的泛滥，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有了较大的改变。1975年宪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权了，各种生产资料和债权、知识产权等均被排除在宪法的视野之外。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为财产权利观念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示范的窗口，日益深化的改革进程、日渐清晰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帮助人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制约，“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让人们真正的面对现实，财产权的概念逐渐开始了本意回归。“财产就是财产，不再是政治符号。”(夏勇，2000)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活动已不可避免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市场活动相伴而生的财产的取得、交换和流通等活动，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容分割的组成部分，然而私有财产不可能仅仅靠契约关系中的相互承认来保障，而必须具有对抗任何第三者的效力，由此，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就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问题。 与此同时，伴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有计划地收缩，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社会贡献也逐渐得到了社会承认和尊重，“民富”和“国强”作为不可分离而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