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建构和解构.docVIP

村庄的建构与解构?关键词：行政村；农村改革；行政化 ? 农村改革取消了人民公社，代之以乡镇政府；生产大队被取消以后，在原生产大队的层面上建立了村委会，而在原来生产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村民小组，并实行了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村委会被定义为农民自治组织。于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村庄已经主要不是农民的定居点，而成为一级组织。村庄从一个地域概念变成了组织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村一级的组织，不管以什么样的名目出现，都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变迁，如何看待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如何理解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 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村庄无疑是农民自治的组织，与政府有着明显的区别。历经10年才被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委员会定义为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组织。与这一定义相适应，在全国普遍推行了村民委员会的直接民主选举。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们一种印象，村庄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如果说在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对农民采取了直接的控制，而在改革之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则开始出现民主选举的村级组织。如果村级组织发挥了自我管理职能，那么就可以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这可能正是“乡政村治”理论的基本假设[1]。沿着这一预期，人们对村民选举给予了很大关注。 与一般的农民自治组织不同，村庄也同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因为村庄有着村庄的集体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它代替农民管理，或控制着农民自己的经济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往往希望将村庄看成一个合作经济组织。折晓叶等人对一些超级村庄的研究试图说明超级村庄是农民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合作组织的一种企图，她认为超级村庄的出现是农民以个体进入市场以后发现自己无法应对市场的风险，因而需要村庄提供保障以后的自我选择[2]。而张晓山等人的研究将村庄集体经济看成社区合作的经济组织。尽管这种合作组织与一般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有很大区别，但是因为他们同属于合作组织，似乎都可以被看成农民自己的组织[3]。 而孙立平在分析改革以后农村结构的时候强调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直接互动，过去国家是通过人民公社管理农村事务，但是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少一种中间的桥梁，国家必须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体农民。在孙立平的研究视野中，村庄被忽视，似乎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或者仅仅将村级组织并入到国家的政权体系中，成为政府的一个基层办事处，他对村庄的特殊位置没有给出足够的重视[4]。 我关于集体经济发达村庄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关于贫困地区组织发育的研究都说明，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他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来，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关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村庄的研究也表明，村级组织在迅速地行政化，而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5]。 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所以这里只是想就一般趋势给出一些分析，希望这种分析可以反映行政村角色的一般变化趋势，并从这一角度观察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格局。 一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主要是指行政村，在平原地区，它可能由一个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自然村构成，在山区，它往往由数个散居在各处的自然村构成。中国的村民选举就发生在这个层面上。当我们使用村庄概念的时候，很容易将行政村与农民居住的传统村落相混淆，但在实际上，它们的发生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村落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是由血缘关系和邻里关系构筑起来的，而行政村是国家为了便于基层的行政管理而建立起来的。 国家通过行政村实施对农村的管理开始得很早，这与国家将政权下沉得到农村基层是同步进行的[6]。我们在这里重点考察的不是这个过程，而是在农村改革以来，国家对村庄的再建构。 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支持下，村级组织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扩大，它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更紧密。 首先，在中国的东部和中部平原地区，行政村获得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如果说中国农村改革是从土地承包开始的，伴随着土地承包，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而村庄则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在农村土地承包以前，土地支配权归生产队，也就是改革以后的村民组，土地承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但是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各地农村实施了许多不同的土地制度试验，如“两田制”，也就是将全村土地集中起来，其中部分土地作为口粮田平均分配给农民，其他的土地则采取招标承包的方式集中出租给部分农户。也有村庄对土地进行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