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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两难困境 曹东勃* 摘要：当今世界农业格局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悖论，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朝着扭曲价格体系的方向行进，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发展进程中的粮食保障问题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长期人为地压低在一个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发达国家为应对其国内农场主利益集团的攻势而将其国内粮食价格人为地设定在一个通常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水平上。形成的后果就是，发达国家的农民得到了政策性担保，生产积极性更高，结果粮食过剩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减退，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正处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大国崛起阶段，遭遇的就是这两个问题的混合变种，既要确保粮食供应以稳定物价，进而推动现代化进程，又要保障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对于仍在现代与后现代、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之间艰难跋涉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道比较难跨越的门槛。走出这一困境，需要政府的审慎、智慧和勇气。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困境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千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安排，2008年8月暑假期间，家乡辽宁省阜新县白玉都村作入户调查。期间与阜新镇镇长、阜新镇农科站站长、白玉都村党支部书记，以及该村二十余名农户都进行了长谈并由此激发了我继续思考这几年当中经常为之困惑的农业发展方面的许多问题。传统农业的特征是技术状况长期保持不变，获得和持有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长期保持不变，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也长期保持不变，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发展经济学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论战，围绕的焦点就在于对传统农业的停滞原因的追问。典型的论调是认为症结在于农民缺乏经济理性和创新能力。实际上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只要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中，就不难给以人类理智可以把握的合理解释。农民不愿放弃传统生产要素的理由很多，最为重要的一条是农民的效用函数是一个附加了不确定性预期的效用函数。传统农业技术是经过历代人使用和改进过的熟练技术，尽管生产率不高，但足以维生。如果贸然采用新技术（新的耕作方法、新的作物品种等），可能会加大产量波动。在没有第三方（比如政府）提供风险担保和金融支持的前提下，风险规避可能是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即便农民愿意使用新技术，但各级农业服务机构和向农民提供各种现代农用投入品（特别是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网络很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这些配套的体系，这也把农民固定在原有技术空间中，并达到均衡。当然，做出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承担低生产率技术下的低农业产出的后果，在农村中存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这又会导致农民收入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而是由平均生产率决定。全体家庭成员共担一份工作，共享有限的农业产出，否则就会有人面临饥荒的威胁。 有些人过于乐观地相信技术的转移，认为可以像引进工业技术一样，直接借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成果打破粮食增产的瓶颈。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无论是作物种子还是栽培方式，农业技术的转移都必须在转入方进行适应性、本土化的改良与适应性再研发、再扩散，不可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高度的人力资本和相应的研发投入。因为农业深受风土气候条件的限制，一个地区开发出的生产技术难以照搬到另一个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域。热带高产作物新品种转移到温带就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同时，还需要通过排水灌溉等土地基础设施的改良，使应用转移技术的地域的环境接近被转移技术的地区。因此这种技术转移的过程是漫长的，条件也是严苛的。第二，按照速水佑次郎的诱致性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理论，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因而在要素结构不同的国家中产生的技术进步也有不同的现实针对性，在进行技术转移时需要甄别。欧美国家由于其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故其农业技术朝劳动节约型方向发展，以机械技术的进步来促进机器对劳动的替代，同时也包含了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因为机械化的规模效应内在地要求大农场的经营模式；而亚洲国家多为土地稀缺而劳动丰富，故其农业技术朝土地节约型方向发展，以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劳动和其它投入（如化肥等）对土地的替代。第三，粮食生产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不可能无限地线性增长。以我国为例，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来，以500亿公斤为一个台阶的话，粮食产量每上一个台阶都耗费了3到14年不等的时间，而且还在不断波动，还在消耗大量的水、化肥、农机、电力。仅以1999—2006年的数据看，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这在水资源也比较短缺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此外，由于城市化的粗放式发展，特别是在《物权法》尚未颁布的过去十余年间，城市扩张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情况比较严重。中国耕地资源只在1949—1957年间出现过增长，从那以后就一路下降，减少数额超过2000万公顷。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