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虑和“钱学森之问”.docVIP

钱学森之虑与“钱学森之问” 范兆雄 钱学森先生在即将走完人生之路时，对中国“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深怀忧虑。他的话被11位教授解读成“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成为“钱学森之问”。其实“钱学森之问”并非由钱先生提出，而是媒体根据钱学森之忧和教授之问进行的似是而非的理解，把不能产生杰出人才的原因单一化地归因于学校的结果。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已经把钱先生对杰出人才不能产生的思考狭隘化了。 对于杰出人才，钱先生是期待的，他用一个“冒”字，意味深长。按钱先生的思考，杰出人才是应该“冒’’出来的。但如今“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杰出人才就老是“冒”不出来，这就是钱学森之虑。一个民族可以暂时落后，就像导弹卫星制造，我们落后于别人，就主动追赶，成功了。但杰出人才的“冒”出，老是看不到希望，钱先生着急了。因为如果没有杰出人才，中国就不能“完全发展起来”。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高等教育规模成为世界第一，许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然而杰出人才仍然没有“冒”出来。推导下去应该是：什么阻挡了杰出人才“冒”出来，而不是“为什么中国大学不能培养杰出人才”。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杰出人才不能“冒”出来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是大学过于行政化，所以主张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阻碍了杰出人才“冒”出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大学的行政化又是如何来的呢?其实行政化就是官本位，学术也官本位了。我们的课题、学术奖励都已经行政化，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等。某些涉及大学人才培养、学术发展、教师评价的官方文件规定了只有政府机构授予的项目、奖励等才具有权威性。学术已经不以追求真理，不以知识贡献，仅以某某级别作为衡量标准。看来，是行政部门、大学和其他各级教育机构封杀了杰出人才“冒”出。 不过，钱学森之虑并没有引起人们这样的反思，而是急匆匆地变成了“钱学森之问”。大家急于解答这个问题。各种培养杰出人才的教育设计、政府行为接踵而至，办一个创新班、办一个杰出人才班，提出一个口号或者模式，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一些大学主管纷纷提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发展创新模式，一夜之间，领导们成为创新的急先锋，一个个攻城下寨，如此发展，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理应指日可待。然而，钱先生的思想被彻底误解了。其实，细察钱学森先生的话，他根本没有设想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他忧虑我们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教育机构使我们的杰出人才“冒”不出来。以他对中美教育的深刻体会，他期望有一天杰出人才“冒”出来。顺着他的思路推导下去，杰出人才“冒”不出来，是没有成长的土壤，我们所提供的土壤——制度和文化是不让人“冒”的，“枪打出头鸟”，“冒”的风险很大；“冒”不出来，是主体难逃各种利益的诱惑，沉迷于追逐名份和品尝甜头；“冒”不出来，是教育过度，教育设计和操作者老想按某种模式来培养人，而完全忽视学生自己的需要。 杰出人才要依靠自己“冒”出来，代表着钱先生对杰出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有一个著名的教育理论：“教育即生长”，揭示了教育的公理。我们的教育理论著作常会一分为二地批评杜威，不会对公理保持敬仰，所以就会自以为是地按某种不经任何验证的冲动来培养创新人才。 钱先生的忧虑是对国家发展的忧虑，是民族之忧，是根本之忧。作为应答“钱学森之问”的各种创新人才培养班也决不是给创新人才的“冒”出而松土，反而会给创新人才破茧“冒”出制造屏障，揠苗助长的教育只能断送创新的生长前途。本应当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应是我们的作派，但目前各种创新口号满天飞，创新工程热闹非凡，来头大，史无前例。人们急于成名成家，领导就把培养多少名师、多少名家，颁发多少奖励作为评价自己政绩的硬件。看来，我们没有继承伟人的思考深入反思，而是自以为是地往自己脸上贴金，如果钱先生地下有灵，他的忧虑怕会更为深沉。 钱先生的想法也是一己之见，我的推导更是难免浅陋。最好大家都来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多一些“冒失”，而不求永远正确，但求避免资源掌控者一言堂，曲解了伟人的思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资源用于“名师工 程”、“杰出人才”、“××学者”等各种“杰出的名份”上。 摘自《教育发展研究》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