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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显微镜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评析 李明林 （，贵州 550025 ）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1) 02-0044-03 《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是王立胜博士用了近十年时间探索研究而集结成的著作，于2009年4 造成乡村民主建设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民与国家的连接中介——村委会的职能偏向政府，不能很 好地代表村民的意志；村两委存在极大的“角色”矛盾，一些地方村主任与村支书“一肩挑”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集权而破坏了基层民主。在意识形态上，随着农民“村庄记忆”的消解和现代意识的出现，他们“彻底从集体化时代中对自我角色的崇高想象中幻灭，转变为对自我角色的否定，自我鄙视，‘贫愚弱私’的情绪和观念在农村迅速孳生，并普遍蔓延开来。”[1]210 在新农村建设中则体现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的社会基础相对接。因此，对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而言，现有的农村社会基础已表现为落后与不适应。 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基础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在对现有农村的社会基础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中国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的观点。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再造，该书分别从政治、经济、金融、农村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作出了系统的理论回答，如：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王立胜将它论述为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重要路径。他认为“在国家的力量没法达到每一个农村的‘神经末梢’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生产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必须依靠农民合作来解决。”[1]132 在农村，农民的合作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在农民“原子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意义就进一步凸现出来了。农民合作需要制度化的条件，需要有组织员和组织资源的保障，因而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否则农村无法避免进一步衰败的命运。这样，该书从“问题意识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各个学科的限制，综合地考察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方式和时空定位等发展因素，从而指出重构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必然性。 二、该书可贵之处 创造性地以“社会基础”为核心概念及分析工具，探索了“揭示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各种因素”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突破了此前农村现代化研究中“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理论的限制，也力图克服这些理论的缺陷，实现从大历史的高度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的宏观把握。这在理论上具有创新之处，而且其意义超出农村研究的领域。虽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制度学等都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因受学科意识的影响，不能在系统化的综合意义上取得好的进展。中国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针对它的理论研究需要的是问题意识的自觉，即是当前需要各个学科互相融通，加强协作配合，综合使用多种理论方法，才能为其提供相对足够的理论支持。该书正是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效的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从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再造角度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步骤、发展变数等一系列发展因素做出客观分析，深刻地理解和说明了中国农村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变迁等发展问题。 从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需要来看，该书所呈现出的综合性特点有利于弥补单一学科角度实施研究的不足。对三农关注的学者可谓众多，一些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传统农村将逐渐消失。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农民将逐渐分化为多个不同的阶层，但最主要的是，一大部分农民将向准市民过渡从而转化为市民。[2] 一些学者则认为教育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的动力，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更是亲自参加了社会实践，创办了“平民教育促进会”。虽然最终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是一个整体，必须系统性解决，但由于受时局的影响，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理论，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各种问题。有的学者从制度层面指出：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中国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是在这些制度系统下的一国两策，城乡分治”，是工业对农业长达五十多年的侵占[3] 王立胜在继承所有这些学者的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解释了中国农村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综合全面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方案。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并不断提升理论品质。王立胜数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农村发展变化，投身于农村社会实践，总结实践成败得失及理论优劣，使理论更具有可操作性与一般性。他在青州任市委书记期间，开创了全国闻名的“青州模式”。该书正是“青州模式”经验的高度理论化成果，具有理论性强、实践性强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 三、该书留给人的思考 在农村社会基础再造过程中，地方政府很难实现角色转换。政治方面，民主的基础改造总是受限制，“县镇两级为了表示对保持村庄平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