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黎明：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docVIP

傅斯年与“一二·一”惨案的善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二·一”惨案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对于事件的发生地昆明来说，这次事件更是刻骨铭心，以致事件过去59年还在昆明引起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今天，距惨案已经整整65年了，经历了历史沉淀和环境变迁的人们，观察视野和思维方式有了明显改变，对“一二·一”惨案的研究也愈加客观完整。本文根据当时的报纸与台湾保存的有关史料，就傅斯年与这次惨案的善后问题，作一必要介绍，希望能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有关环节，做些有益的补充。 “一二·一”惨案的直接原因，来自于“一一·二五”事件。1945年12月25日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大联合举办时事演讲晚会，邀请西南联大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这次晚会的主题是当时社会各界一致主张的“反对内战”，不料大会进行时，第五军竟包围会场，切断交通，并在会场上空鸣枪威胁，遂激起人们愤怒，引起次日罢课，这便是史称的“一一·二五”事件。 这一事件发生在大学校园，教育部自然最为关注。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于事件之初先后得到三个，其中两个来自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书记的姚从吾，另一个则是周炳琳写给傅斯年并请其转交朱家骅之函。周炳琳的信，首先客观说明了11月25日晚地方当局对西南联大晚会的镇压，即学校“四周被军队包围，墙外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