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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的战斗者 　　善发喜1999年在南昌南湖边 　　 　　5月8日晚，大学同学胡慧如大姐打电话给我，说今年一月是单发喜同志逝世五周年，六月又是他的八十周岁诞辰。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尊敬的单大哥怎么一走就过去一千八百多个日子了呢？回首同他相见、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但恍若昨天。他那亲切、和蔼、安详的音容笑貌，也时不时地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是一个不会被友人遗忘的人。 　　单发喜，是我在中正大学时的学长，曾任江西科技职业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单”而很少以官职相称。在朋友聚会时，我也叫他老单，但在电话里，在两人对话时，我却喜欢尊称他为“单大哥”。为什么我愿意叫他“大哥”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为人正派，待人坦诚，宽厚随和，乐于助人，热心公众事务，有长者之风，值得信赖，值得尊敬，值得学习。从少年到老年，同我有过交往的同学、同事、朋友，总不下几百人，比我年纪大的也不少，但我真正敬重地称之为“大哥”的人并不算多。而单发喜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直到如今，每当提到单大哥的名字，我仍然充满亲切、钦佩之情。 　　单发喜同志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不在南昌，未能为他送行，感到非常遗憾。现在有友人提议编一本文集缅怀我们这位值得缅怀的战友、学长和先行者，我很赞成。尽管我同发喜相识半个多世纪，但相处的时间不多，见面深谈的机会不多，对他的战斗经历和生活际遇的了解也不多，然而一滴水可以映射阳光的明亮，一鳞半爪也可以寄托抹不去的哀思。我封笔数年，重新提笔写下这篇追思文章，以作为对单大哥的一个永久纪念。 　　 　　1997年善发喜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 　　 　　单发喜同志曾经为南昌市党史办主编的《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默默地战斗》，记述了他在1947年至1949年间，在隐蔽的战线上以隐蔽的身份为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默默”，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露锋芒，不事张扬，不务虚名，忠于理想，忠于职责，甘当人梯和铺路石，甘当无名英雄；他们就像暗夜里的萤火，静静地发着光，发着热，帮助和指引奋然前行的人们。我认为：用“默默”二字概括单发喜的一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纵观他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生道路，他确实无愧于一个默默的战斗者，一个默默的耕耘者，一个默默的奉献者。 　　先说“默默的战斗者”。我初识单发喜同志是在1949年春天，那是一个黎明前黑夜的春天。当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将挥师南渡长江，南昌城内外兵荒马乱，风声鹤唳。大约是南京的“四?一”惨案发生不久，“正大”地下党组织筹划召开一个被国民党杀害的“四?一”烈士追悼大会，以掀起南昌新一轮学运高潮。有一天下午，邵荷春（我的同班同学，解放后曾任省学联第一任主席）约我一起过赣江，到市内正大中学送一封密信。邵荷春公开的身份是学生服务部联络股长，我则是联络属下的快报编辑（尽管城工部当时已批准我们两人参加地下党组织，并分别通知了我们本人，但由于纪律的严格规定，我们自己互未通报，互不知情）。由于携带着秘密信件，我们没有坐校车，而是徒步疾行三十余里，黄昏时分在皇殿侧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僻静的正大中学。邵荷春是认识单发喜的，由他进门找老单当面交信，我在巷道口踱步“望风”。过了一会儿，单发喜送邵荷春走出正大中学校门，我快步迎上前去，同他紧紧地握手。互相对视的瞬间，透过他镜片后那双睿智机敏的眼睛，隐隐地看出了一丝笑意，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轻轻地说了一声“多加小心”，就随即转身进了那扇小小的漆黑的校门。这是我跟单大哥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现在，近六十年过去了，当年那年轻的“默默的战斗者”的身影、笑貌和那句“多加小心”的嘱咐，依旧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发喜同志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我则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见过几次面，但平时联系很少。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很多人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党籍，见面和聚会才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三十多年里，无论私下谈话，或是朋友聚会乃至南昌城工部战友聚会，我从来没有听单发喜讲过他参加学生运动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艰险经历。他的的确确只把自己看做是地下斗争中的“平凡一员”，自己承担着具有极大风险的地下联络工作不过是“平凡的交通联络任务”而已（参见《默默地战斗》）。一直到1985年后，南昌市党史办征集编篡《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从他自己写的《默默地战斗》和其他一些同志的追述中，我才知道从1947年初开始，他就是中正大学和南昌市历次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参加地下党以后，他是南昌城工部主要负责人李健同志直接领导的南昌市“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并和含冤逝世的万家耀同志一起具体负责市内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运动和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工作。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当地下党组织急需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络地点时，老单义无返顾，主动请缨，独个儿承担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