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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歷史人類學 蕭鳳霞 耶魯大學人類學系 提要 本文着重討論作者（與從事華南研究的同仁）過去30年主要的 研究主題以及背後援引的理論工具。作者着眼民族志及歷史的研 究，在為華南尋求經驗答案的同時，亦處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分析 框架及其中的學術論爭。文章涉及的關鍵概念包括：變動的對象、 辯證的結構過程、能動主體、社會實踐、權力的文化語言、地方性 與跨越地方性以及互聯的亞洲。在探究自我反思的田野方法之餘， 也批判地閱讀歷史與文化的文本。作者及其學術夥伴以多學科的視 野在全球範圍內將海洋與陸地相連接，因此，他們雖以華南作為知 性之旅的始點，但所關注的問題早已超越華南，在理論和方法學上 對歷史人類學進行多重的反思。 關鍵詞：歷史人類學、能動性、結構過程、跨越地方性、華南 　　　　　　　　　　　　　　　　 　　蕭鳳霞（Helen F. SIU ）,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P.O. Box 208277, New Haven, CT 06520-8277, USA ，電郵︰helen.siu@ 。 　　承蒙張小軍教授邀請，筆者2008年9月23-26 日在北京清華大學的研討班上就幾個饒富 興味的課題發表己見，本文乃根據該次演講修改而成。筆者在此向張教授表示謝忱。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七卷　第二期（2009年10月），頁105-137 106　　蕭鳳霞 一、學術發展的軌跡 我在學術路上一直都不安本分。讀大學本科的時候，我遊走於歷史學、 社會學和英國文學之間，後來到史丹福大學當研究生，師從出身貨幣學家、 後來成為政治經濟學家的John Gurley 。然而，無論我怎樣敬仰John Gurley ， 但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實在無法滿足我對人類生活各種微妙複雜的細節的 好奇心。最終，我還是選擇了人類學，並拜在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 和武雅士（Arthur Wolf ）門下。 施堅雅本人從不受學科的拘束，他兼備宏觀與微觀的視野，興趣涵蓋人 口學、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他跨學科的研究視 角，一直都吸引着我。可笑的是，武雅士曾經告訴臺灣的同事，說我在史丹 福那些年完全沒有從他身上學到任何東西！ 我的跨界經驗還不止於此。幾年前，有人採訪我，問我是否把自己視為 「本土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 ），而這樣的定位又如何影響我的研 究。我的回答直接明瞭：我的身份確實不是那麼黑白分明，但我樂在其中。 我在香港長大，其間的英式教育體系和社會環境並不是那麼「中國」；而我 的學術生涯則在美國起步和成熟。因此，無論中國抑或美國的同事，都視我 為「他者」（other ）。可是，人在邊緣，則自有創意的空間，即便漠視周邊 的常規禮數，別人也無從追究。 這種容許我跨界的機會來得很早。70年代，我選擇到廣東研究農村變遷。 當然，我並沒有告訴導師們此行背後的真正動機。本科的時候，我浸潤在美國 和歐洲激進學生運動的氛圍裡，這跟中國和香港同輩的處境十分不同。作為亞 洲人，70年代在明尼蘇達郊區傳播反戰情緒並不是小事一樁。學習世界的共產 主義思潮以及在倫敦聽韓素音的講座都讓我眼界大開。那時候，文化大革命的 暴力從廣東蔓延到香港，而我卻忘記了香港街頭的流血衝突。雖然帶着幾分天 真，但我確實對社會主義中國產生了學術上的興趣。隔着大洋遙望，讀着官方 的言論，在我看來，中國式的革命對那些正在經歷後殖民時代發展陣痛的社會 來說，說不定會是一服良藥。作為一名「海外同胞」，我是70年代最早在中國 從事嚴肅的田野研究的學者。然而，作為受過嚴格訓練的人類學者，細細體味 在田野中所見到的人和事，不用多久即可發現革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接下 來的30年裡，我一直躬身自問，當年為何如此「盲目」。 我想指出的是，無論我們醉心於什麼課題，這種選擇都是既有個人因 素，也有結構上的原因。個人一直都與其所在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