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師虘簋組六十八年重新聚合.docVIP

扶风任家村西周遗宝离合记 吴镇烽 民国二十九年阴历二月初一，也就是公元1940年3月9日，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农民任玉和他的本家兄弟任登肖、任登银等人在村西南的土壕内正在给自家拉土，忽然一镢头下去土崖崩塌，显现出一个大窖穴，里面重重叠叠放满了大大小小的青铜器皿，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西周善夫梁其和善夫吉父青铜器群，约有一百多件。据任玉的好友扶风县城人谭德云讲，铜器出土后任玉曾请他照看，他见到任玉的两间房子里放满了铜器，因怕出现意外，随后将其中的128件（当时有可能将盖与器算做两件）密藏在岐山县贺家村的亲戚贺应瑞家[1]。土匪得知任家村挖出青铜器，曾多次进行抢劫，包围村庄，拷打群众，村里的无辜农民备受摧残，四人被枪杀，五人被拷打致残。从此当地就流传着“穷人挖宝遭祸灾，土匪抢宝发横财”的民谣。据任登肖讲，事态平定后的1942年，密藏在岐山县贺应瑞家的青铜器，经岐山县太方村傅鸿德、益店镇北营村王有超等人之手才陆续卖出。 这批青铜器失散后，大部分到了古董商手中，卖来卖去，一些被盗卖到国外，一部分流散于民间，公秉藩、葛宝华、柯莘农等人有所收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博物馆为收集这批重要的国宝，做了大量的工作，从私人手中征集回许多珍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前身）于1951年、1961年陆续征集到梁其鼎、善夫吉父鬲各2件，梁其壶、善夫吉父盂、新邑鼎、禹鼎（后调拨国家博物馆）、鼎各1件。上海博物馆征集到善夫梁其簋、梁其盨各2件，梁其钟3件，吉父鼎、太师虘簋各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征集到兮吉父簋1件。国家文物局征集到太师虘簋1件（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征集到梁其钟1件，西安市文物库（现归西安博物院）收集到善夫吉父鼎1件，首都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和济南市博物馆各征集到善夫吉父鬲1件。另外，扶风县上樊村村民吕有兰曾于1942年从任登银手中购得一件云纹钟和一件弦纹鼎，也先后于1973年秋和1977年捐献给扶风县博物馆和周原博物馆。其中的吉父鼎，1942年任登银卖给古董商王振江，王又转卖给西安洋行，洋行又转卖到上海，后归北京震寰阁驻上海收购站，1957年被上海博物馆购买入藏[2]。以上共计27件均已入藏国内博物馆。 这批青铜器已知海外收藏的共5件，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善夫梁其簋2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梁其壶1件，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梁其钟1件，澳大利亚观宝氏收藏善夫梁其簋1件。另外，见于著录而下落不明的有梁其鼎、梁其钟、善夫吉父鬲、善夫吉父簠、伯吉父匜各1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湖南省博物馆曾展出过一批未见著录的善夫梁其和善夫吉父铜器，其中有伯梁其盨、善夫吉父鬲、善夫吉父等，周世荣先生在1983年《古文字研究》第10辑发表了其中的一件善夫吉父 [3]。据原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先生讲，这批青铜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从程潜先生家中抄家所得，送到博物馆保管。湖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编号登录，后来还公开对外展出，落实政策时已归还给原主。 程潜先生1938年至1940年底曾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统一指挥西北战7件有铭文。计伯梁其盨1件，善夫吉父鬲3件，善夫吉父2件，太师虘簋1件，环带纹壶2件[4]。这批国宝2006年6月在国家博物馆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国家珍贵文物征集成果》中公开展出[5]，现已移交到新建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从公布的资料比对，可知这9件青铜器正是程潜先生收藏的任家村青铜器。这样，到目前为止，1940年发现的扶风任家村窖藏青铜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和见于著录的已达46件。 2008年上海崇源公司又从美国购回一件太师虘簋，不仅使这批瑰宝中的一员回到国内，達到了47件，更使得一组四件的太师虘簋离散六十八年后，又重新合璧（图一），这是文物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 北京故宫所藏太师虘簋著录于《殷周金文集成》和《故宫铜器》 [6]，原由国家文物局调拨。上海博物馆藏太师虘簋著录于《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7]。崇源公司的这件太师虘簋原藏于著名金石学家和收藏鉴赏家柯莘农。 柯莘农（1883—1945年），原名士衡，莘农其字，以字行，号逸园、叶语草堂主人等。祖籍山东胶州，清道光年间迁陕，久居西安。为晚清以至民国陕西著名文物收藏大师、金石文字学者与金石椎拓高手。深得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的欣赏，1928年受邀出任陕西省政府第四科科长，主管文化教育及文物古迹。1937年转任陕西省政府参议。在任期间柯先生为陕西文物保护管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柯莘农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就对文物鉴赏情有独锺。他博雅好古，精于鉴识。殷商甲骨、两周彝器、秦砖汉瓦、明清瓷器、名人书画多所收藏。已知的西周两件伯鮮鼎、隋代督东宫左亲卫郁久闾墓志、甘泉宫四兽“益延寿”砖、康熙墨地五彩山石花鸟纹棒槌瓶、洒蓝釉玉壶春瓶、乾隆官窑仿宣德 图一 四件太师虘簋 青花长颈瓶等等，都曾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