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垃圾分类看强化市场型政府.pdfVIP

经济学家茶座 ／，D_|刍『2 冯维江 初到东京，两样事物令笔者念兹于心，其一是头上一碧如洗的万里晴空，其二 是不胜其烦的资源与垃圾分类投放标准。此邦以循环经济的样板闻名于世，环境 之清洁早有耳闻；但其垃圾分类规定之细密、制度设计之周到、惩戒措施之严峻， 直到亲临其境方才有切身体会。 以笔者访学的地方为例，市役所提供的《资源和垃圾的投放方法》中图文并茂 地载明，居住者投放垃圾前需按照可燃烧垃圾、不可燃烧垃圾、瓶子和罐头、旧纸 和旧衣物、塑料软瓶、有害垃圾、粗大垃圾、动物尸体、市内不能处理的垃圾等九大 类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每一大类下面还有对细目及其投放方式的详细说明，譬 如可燃烧垃圾中的“食用剩油”规定需“用布或纸滤取油分”，旧衣物则需要“清洗 干净之后晾干，装在透明或半透明的袋子中，打好封口投放”等等。除“投放方法” 外，市政府同时还发布了“资源和垃圾的收集日程表”，详细规定了本年度不同种 类的垃圾收集的时问及收取方式，对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实行逐户收取， 其他种类的垃圾还需按日程表规定时间送往指定回收点。 责成按如此细密的规则来分类和投放已属“劳民”之举，要求投放者购买专用 垃圾袋分装不同种类的垃圾更有“伤财”之意(对于可燃烧垃圾和不可燃烧垃圾之 外的种类，居民还可能支付更高的垃圾回收费用，例如小动物的尸体每具25o0日 元，而笔者的一位朋友因为换更大的冰箱，不得不为使用状况良好的老冰箱支付 5000日元的回收费用)。如此“劳民伤财”的措施能够“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固然 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与斯国斯民的环保意识、素质和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 不无关系，但细究之下，与其可称严酷的正式制度更息息相关。“投放方法”中醒目 地标明：非法投弃垃圾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罪犯将被处以最高5年的徒刑，或最多 1千万日元的罚款，或者二罚兼施。从刑期看，非法投放垃圾竟与该国刑法中所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亚太系博士生，现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博士论文执笔 眷访学于樱美林大学国际学部。 活中的经济学 之“过失杀人”或“预备向他国私启战端”的罪行相当! 笔者曾请教这边的朋友：如此严苛的规定，身处其中岂非战战兢兢，如履薄 冰?朋友称东京的环境曾经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奥运会以后政府加大了 环保规制和执行的力度，同时对居民的行为予以长期耐心的引导，居民自身也感 受到了环境改良的益处，最终大多数人接受了新的制度。这个过程，正是以“强制 性制度变迁”为先导，使得良好行为在细致而严格的法律规制之下产生，一旦形成 习惯，便令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契合，让大多数人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自由境地。 进一步看，“劳民”也好、“伤财”也罢，其实质是由政府出面将垃圾处理的成本 由环境企业界定和转嫁给居民个人。早在上个世纪初，庇古(A．C．Pigou)就提出，私 人净边际产品与社会净边际产品相等才能实现国民所得最大化，但两者往往背 离。在一些存在正外部性的行业之中，社会净边际产品高于私人净边际产品，对这 些行业的投人就会不足；而在那些存在负外部性的行业之中，社会净边际产品低 于私人净边际产品，又会出现损害社会整体福利的过度投人。环保行业就是较为 典型的社会净边际产品高于私人净边际产品的行业。假如垃圾分类和回收的成本 不由居民户分散承担，那么环境企业可能无钱可赚，环境相关产业就缺乏吸引力， 市场可能萎缩或者最终崩溃。 奈特(F．H．Knight)、科斯(Ronald Coase)等人注意到了庇古理论之中“产权”的 缺位，倾向于用产权、交易费用等概念来取消外部性和市场失灵问题。他们认为只 要产权明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私人之间的自由交易能够实现资源的最 优配置。但交易费用为零是非常强的约束条件，现实中难以满足。 假如将污染权(包括不分类和不支付回收费用的权利)界定给居民，环境企业 有两个选择。其一，回收未分类的垃圾再对汇总起来的垃圾进行重新分类。由于垃 圾回收处理具有顺序成本高度不对称的特点，亦即将未分类垃圾汇总之后再重新 分类的成本远高于居民分类之后的汇总及处理总成本(不妨将前者想象为混杂在 一 起的糖和食盐回收之后重新分离并进行处理的成本，将后者想象为糖和食盐分 类回收之后再加以处理的成本，事实上很多情况下将混合的垃圾重新分开几乎是 不可实现的)，不仅从全社会总成本来看，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