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外政治风险及其防范.docVIP

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外政治风险及其防范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经营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承担商业风险,还必然要面临和承担许多国外政治风险。 1979年8月,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并进一步明确要求,要“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从2000～2004年,中国年批准海外投资企业的平均增长率为33.01%,比“九五”期间提高了12.35个百分点。从2000年～2005年,年批准海外投资额的平均增长率为56.36%。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外投资呈加快发展趋势,规模持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2002～2007年,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97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60%。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投资最多,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第二,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投资额量的大部分。2006年,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70亿美元,金融类为12亿美元,占当年投资资金流量的39%。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65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投资248亿美元,占93%,2008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占85%。 第三,对外投资形式多样,行业分布广泛。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学习借鉴了国际经验,既有通过收购兼并,也有与当地企业合资及第三国企业联合投资,代资承包工程等方式,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采矿业的有85.4亿美元,占40%;流向商业服务业的45.2亿,占21.4%,交通运输占13.8亿美元,占6.5%。 第四,一大批大型企业通过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走出去”过程中形成优势。中石油、中海油、中远等一批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另据普华永道新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测算,2009年中国海外投资交易达166宗,交易金额约335亿美元,为2008年的3倍,也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走出去”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行为,也产生了许多国外政治风险。 如何衡量国外政政治风险? 关于“国外政治风险”的概念早已有之,西方银行投资时往往有 “好”国家与“坏”国家区分,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国家风险评估”理论,比如,美国人斯特芬(Stefan H.Robock)在1971 年的一篇甚有影响的论文――《政治风险:识别与评估》中就指出,国际经营中政治风险存在于(1)经营环境中出现的一些不连续性;(2)这些不连续性难以预料;(3)它们由政治变化所带来的。经营环境中的这些变化必须具有对某家企业的利润或其他目标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可能性时才构成“风险”。杰夫利(Jeffreg D.Simon) 则在其1982年发表的《政治风险评估:过去的倾向和未来的展望》论文中认为“政治风险可视为政府的亦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源于东道国或源于其外,对有选择的或者大多数国外经营与投资产生不利影响。”Jeffrey D.Simon认为,“政治风险可被视为政府的或社会的行动与政策,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内或者导源于东道国外,对挑选的一批或大多数外国经营业务与投资产生反面影响。” 在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国外政治风险是指“环绕某一国际项目或企业的设定经营结果(收入、成本、利润、市场份额、经营的连续性等) 而可能源自于东道国政治、政策、亦或外汇制度的不稳定性的非市场不确定变化”,或指“在跨国经营的活动中,由于东道国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干预经济的行为,导致该国外国投资者投资价值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或者指 “因东道国政局动荡、民族或宗教派别冲突、战争及各项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因素,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如何衡量国外政治风险也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指出了四种比较具体的衡量国外政治风险的指标或指数,应用比较广泛的有以下四种:第一,宏观社会政治模型(The Macro-sociopolitical Models)。MSP模型的核心是将政治不稳定解释成各种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及社会力量的综合作用。第二,丁氏渐逝需求模型(The Ting Obsolescing Demand Model)。此模型考虑了渐逝协议现象以及非工业化国家建立行业政策和投资管理体制的趋势。这个模型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加速工业化并专注于经济发展。因此,没收和国有化等暴力风险将逐渐变得罕见。第三,政治制度稳定指数。该指数旨在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