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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度影响经济长期增长重新测算【摘要】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本文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首先运用灰色系统的关联度分析,测算出在不同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分时段合成新的制度代理变量。最后通过计量回归方法,重新测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产权、对外开放、二元经济转型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 【关键词】制度 经济增长 关联度分析 主成分分析 一、引言 经济的长期增长是经济学家和各个国家始终关心的问题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只有当制度在提供有效激励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持续进行。由此,大量的经济学家从制度安排、制度质量、制度变迁角度分别探讨了其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硕果累累。 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系列因素的长期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渐进性结果,制度的变迁才是历史演进的源泉,强调“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其中对经济活动产生动力的产权、界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国家、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又是制度因素的三块基石”。其他关注制度或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国内外学者则通过包含制度的数理模型的构建或实证分析来论证制度的重要性。 已有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制度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定量分析中又多侧重于简单的计量回归,对制度变量的考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且考察的数据序列较短,或是没有对不同量纲和统计口径的数据进行处理,缺乏说服力。 其次,较少对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各种制度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学者们要么单纯考虑其中一方面,比如产权因素等,来论述其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要么想囊括一切制度因素,结果每一方面都只是做了初步解释,而对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制度因素的影响力分析等没有阐述清楚。 最后,制度代理变量的选择不统一,不同学者依据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不同理解而选取了不同的代理变量,主观性强。虽然有学者用主成分分析法较客观地合成了新的制度变量,但所用数据时间跨度太短,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解释力度不够,而且合成中所采纳的不同制度因素的选取仍具有一定主观性。有学者尝试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得出了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制度变量,但没有进行生产函数下的计量检验。而且,理论上在不同的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是不同的,用相同制度变量对不同时段经济增长的影响度进行测算,有失科学性。 本文以中国1952―2008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将针对以上不足做更客观的细致研究。首先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制度因素进行归纳整理。然后采用灰色系统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得出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重要影响的前几类制度因素,在客观选择制度变量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其分别赋予权重,得出新的制度代理变量。最后以C―D形式的生产函数,将制度因素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二、重要制度因素的选取 进行制度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定量研究中,宋德勇(1999)将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纳入了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得出上述三个指标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王文博(2002)将劳动力、资本、制度因素均纳入了计量模型,在构成制度代理变量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以下几类制度因素进行了合成: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对外开放程度。金玉国(2001)对工业绩效变动进行了量化测度。从数量上证明了它与制度因素存在因果关系。沈坤荣(2002)对非国有化水平、经济开发度、市场化程度、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分析,得出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傅晓霞、吴利学(2003)的实证分析认为市场化、对外开放对经济长期增长有巨大的影响。刘元春(2003)认为二元经济转型对中国的经济长期增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述学者认为重要的制度变量中,产权制度变迁与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均从不同角度测算了非国有经济的份额变化,可以将其整合为产权因素。另外,1978年以前,中国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樊纲对市场化程度的定义,1978年以前,市场化指标的分析意义不大。国际化与对外开放水平可以归整为对外开放度因素。根据王文博(2002)对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解释,可以与诺斯教授所探讨的国家有效性整合为国家的有效性因素。二元经济转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二元对比系数这一指标进行解释。这样我们总结出前人所考察的制度因素主要是以下五类:产权、对外开放度、国家的有效性、工业化、二元对比系数。 产权指标(CQ):本文以非国有化率来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非国有产值占全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