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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义价值共识与民营企业发展 针对民企发展的国家政策，既要认识到家庭主义价值共识存在的长期性，也可以因势利导，逐步解除家庭主义共识下父代的后顾之忧，还可以充分运用家庭主义的特质，把促进民企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方向 民企发展政策应充分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 经过30年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也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即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两个事实：第一，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规模依然很小，500家民企的利润比不过2家国企；第二，中国民营企业的能力依然很弱，80%的民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有人用民企的社会功能为民企的低效率和小规模做辩护，力量是苍白的。社会功能固然是企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加重要的仍然是效率。理论上，在给定条件下，任何企业都存在效率问题。如果给定的条件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效率更成为了一个永久的话题。给定的条件，包括了传统和文化、法律制度、情境性制度如市场调节等不同层次的制度体系 从经验观察来看，任何给定的条件都不是确定的条件，都是变化中的条件。没有不变的制度，只有变化速率不同的制度。在给定条件中，情境性的制度变化是最快的，是用来应对环境变化的制度体系，也是管理手段与组织效率之间张力的主要来源；法律制度变化的速率次之，一个稳定的社会，这个层次的制度变化亦慢，也是维系社会保持稳定的主要制度体系；传统和文化是变化最慢的，也是最高层次的制度 后两类制度的变化之所以缓慢，不是制度本身不能快变，而是因为他们的变化，除了涉及效率以外，还涉及另一个与效率之间有可能存在矛盾的标准，就是社会的价值共识。对效率的共识，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检验的；而对价值的共识，则是通过社会机制来检验的。关于民企现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效率共识方面，忽视了价值共识意义以及其对效率共识的影响 为鼓励民企做大做强，中央政府乃至地方各级政府可以说是不遗余力。XX年中央政府出台了鼓励民企的36条，XX年又出台了36条。老36条出台5年，我们没有看到民企格局的根本性转变，从新36条来看，我们也不期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新的改变 这是因为，政策中把民企发展的问题更多地归结在“钱”上；而不是“人”。“钱”是效率共识的要素，而“人”则是价值共识的要素。民企真正的问题在“人”不在“钱”。民企的发展困境在于家庭主义传统和文化下，父辈对子代未来的担忧，使得成功民企掌门人不愿意在做大做强中失去自己掌控的机会，进而让子代在没有公平制度保障的条件下重蹈自己创业艰难的覆辙 家族企业为什么长不大 中国现有的民企，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如此，对民企的各种讨论也多集中在了对家族企业的讨论上。基本观点有二：第一，家庭或家族企业自有其局限性，根本不可能发展为大型现代公司制企业；第二，华人家族企业的局限性使其不可能发展为大型现代公司制企业 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或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的特别现象，以家庭为单位的企业或依靠家族成员管理的企业几乎是所有社会的都存在的现象，用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其实也是多数研究家族企业的学者的共识），几乎所有的西方公司一开始都是家庭企业，甚而家族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三菱、住友，美国的福特、美孚等也是如此 问题是，这些企业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少都成功转型成为了现代公司制企业，有的还成为了世界上声名显赫的大集团，如福特汽车、美孚石油、三星、现代、松下、三菱、住友等等；并不是说家族企业就不能成长为现代大型企业。所以，说家族企业有其固有的劣根性而不能向非家族企业转型，是站不住脚的 瑞丁（Gordon Redding）、福山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试图证明，华人家族企业长不大的原因正如其在中小企业领域的成功一样，渊源于中国文化。他们的解释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威权主义和父权主义，也就是说，在华人社会里，人人都希望拥有“父权”，因此，人人都是“宁为鸡首，不为凤尾”，人人都乐意选择家庭小企业的组织形式，并希望通过企业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复杂的社会分工问题。福山更强调，在华人文化中，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与大型企业集团组织不兼容的信任危机，那就是，由历史上的小农财产继承制度所建构的内部信任机制 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财产向后代的传递所秉承的是共分原则，外人的加入便意味着对小家庭内部利益的威胁。由此，在华人家族中，便形成了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血亲关系、对家族以外的人都极不信任的传统。对外人缺乏信任，使得与他人组成集团的行为变得异常困难 中国仍然是一个家庭主义的社会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要理解民企发展之痛，必须要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在企业组织中，任何管理制度如果脱离了社会文化和传统，就会失灵。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价值共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