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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 我在自然中确认自己除非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才会有非常多的传奇，所以才有那么大的跌宕起伏，我们今天这种社会要追求这种东西是非常难的。 这几年，我一直在走动，每年有两三个月都在藏区跑。有车、照相机、手提电脑，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事情。如果我要把写作历程看作跟我生命的长度相适应的漫长的历程，我可能需要更多地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写作，而是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断地游历来充实自己。我相信这样的行走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回到一个以自然界为主调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美的主导是自然界，力量的主导是自然界自然我们对美的感受会更强烈一些，而我们艺术家的工作不就是寻找美的本身么? 我们这代人不太幸运，成长在一个对所有东西都必须视而不见的时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的文化专制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拒绝传统，拒绝西方，更拒绝民间。那段时期自然的美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常常被自然感动。就像王国维讲的，我和自然之间有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生活在原野当中，有一种跟天地相接的感觉。这种感觉一定会沉淀在你情感心灵当中，有一天它自己会活灵活现地涌现出来 人生让我悲欣交集 从小，我在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徘徊。语言终究是一种感受或者思想的形式，你懂得两种以上语言，就觉得有些东西比较有意思。很多词语在汉语里是贬义词，但是在藏语甚至在英语里都是中性词。比如“执着”在汉语里是褒义词，强调对一些事情锲而不舍的热情，而在藏族人的思维中一直说你那么执着于什么呢?我们强调不要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破执，想把这个东西破掉 藏族相对而言对事物的基本感受更质朴一些。我想可能到目前为止我对事物的基本态度，还是来自于藏族文化的影响更多一些。比如汉族人比较相信人定胜天，而我们藏族人就比较强调宿命感。首先，生命的长度对生命来说就是一个限制，世界的命运是不可以穷尽的，而一代一代人累积的东西是可以穷尽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可以得到的东西非常有限，所以在这种程度上，我们有比较深刻的宿命感 宿命最消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不要了，而我觉得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这么几十年，完全是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几十年过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即便按照有些宗教的观念有来世，如果我不知道前世的话，这个来业有什么意义呢?不知道对于我等于不存在，对我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我自己所知的，可以有所操控的就是我现实的宿命。开始一段是成长时期，不能干什么，就减掉一二十午，后等到年老体衰又造成行动的限制，又要减掉一二十年，我们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行动，能够在思想点什么的，就是三四十年，非常短暂。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时间呢?多做一点事情相当于于能多活点，等于扩展了自己生命内在的空间，在天然决定外在空间下，扩充一下自己，就不枉这么一个偶然。因此宿命感让我更积极地面对人生。如果面对一些特别达不到的目标，我不会平添很多烦恼：如果能做一些小事情，就真正感觉非常高兴。我记得有个李叔同圆寂的时候，说人生悲欣交集。那是种一了百了，对人生秘密既能看透又不能完全看透的悲喜。也许他看透了人生，不知道，即便他看透了，也不能逆转生命的终止，所以是有悲有喜。因此我很少狂喜，而在漫长的人生我觉得高兴的同时，总觉得有一点悲伤。文学曾是改变命运的有效途径 所谓痛苦，首先是身体上的病痛。如果不生病，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痛苦。此外痛苦在于有时亲人、朋友需要帮助，但我能力不够不能帮助他们。我不会为无法帮助别人而痛苦，我只想帮助我的亲人和朋友。毕竟社会上能力稍微强点的人，能把我们身边弱势的人照顾得好一点，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就会安定很多，如果是我自己的痛苦我觉得忍受一下就过去了，我自己懂得安身立命。知道怎么对待人生，什么是我想要的，痛苦就少点。现在年轻人觉得生活痛苦，主要是跟周围人比较。周围的人把他比下去了，人家拥有的他也想拥有，因为拥有的不同而痛苦。对少部分的人来说，依靠自己的能力、各种关系、家庭背景等等就容易达到的事情，也许对其他人来说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得不到，有些人就一辈子交给了这个痛苦。我自己从小生活在最弱势的环境里，我经常给朋友讲，如果要把这样的痛苦放大的话，可能自杀很多回了 现在这个社会比原我们当年生活的那个社会稍微平等一点，至少可以比一下，我们那个时候连比的门儿都没有。这个社会的公平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有限度的，人生有太多的局限，当时我读师范，我被认为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好的学生，决定要我留校，但是突然一夜之间一切就改变了，我被分配到最差的地方去做老帅。我没有想不开，中国人所说的想不开，是你多多少少肯定有，些转弯的余地，农民工想不开么?他只好自己去想得开。我也是，当时对我来说即使去最差的学校，也是从农民到公职人员的跳跃，我没有选择 可以经常抱怨，说明这个社会有了 定的个人空间，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