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的伦理思辨及法律思考.docVIP

隐性采访的伦理思辨及法律思考所谓隐性采访，主要是指新闻记者不暴露真实身份和采访目的，以隐蔽手段对人物或事件进行采访 隐性采访是十几年前开始兴起，发展历史并不长的一种采访方式。但其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在各种媒体中普及极快。发展的高速度带来的问题就是：许多方面的新制度来不及健全，新规范来不及完善，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旧的法律规章又多有与之冲突的地方，因而其所面临的道德及法律问题十分之多，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一、隐性采访的伦理思辨 1．隐性采访的价值判断原则 如果要对隐性采访行为进行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评判，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确“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应该与不应该”的基本定义或判别标准 伦理学概念体系中，“所谓善也就是实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需要、实现欲望、达成目的的效用性，是人们所赞许、所选择、所欲望、所追求的东西。”“正当与不正当”，即道德善恶，是从属于善恶的，是“行为对于社会创造道德的需要、欲望、目的的效用性：相符者即道德善或者正当；相违者即为道德恶或者不正当。” “应该与不应该”可以理解为：“应该是并且仅仅是行为的善，是行为对于目的的效用性，是行为的能够实现其目的的效用性，是行为所具有的能够达到目的、满足需要、实现欲望的效用性。”在行为领域，应该与善或正价值不过是客体对主体的同一效用的不同名称，不过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 运用如上定义，对隐性采访行为作出逻辑判断，可以看出，如果隐性采访行为及结果与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目的相符，那么这种隐性采访就是应该的；如果不相符，则隐性采访就是不应该的。而做这样的逻辑判断，关键在于我们对隐性采访行为事实的认识和对道德目的的确认，确认的情况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2．一个标准：隐性采访是否为了全社会的利益 一般而言，新闻采访最直接的目的是采集获得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并进行报道，它和人们的道德终极标准――增加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应该是一致的。而隐性采访通常是在运用其他采访手段难于或不能获得真实新闻时采用的获取真实新闻的一种行为手段，即隐性采访的直接动因也源于采集报道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由此则衍生出许多具体的目的：利己：做好工作、引起轰动、收视率提高等；利他：提供真实情况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害他揭露被访者的不法行为并予以阻止 而作为手段的隐性采访，其效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利己：完成采访任务；利人：实现社会公正，满足公众知情权；害己：欺骗导致信誉度下降，受到被访问人的拒绝、报复和恐吓；害人：在采访中欺骗被访问人，造成侵权 对隐性采访行为的道德评判，无疑需从行为的目的及行为效果角度综合评价，看最终是否符合全社会的利益。隐性采访行为往往是多种行为方式的叠加，最终由多种行为的合力产生的事实和结果，种种行为代表的利益掺杂其中，也使隐性采访的价值判断比较困难 3．隐性采访手段是否具欺骗性 隐性采访的最终目的是采访到真实新闻信息，这与增加社会利益的道德终极标准并无矛盾。但隐性采访采用的手段和方法是对被采访者隐瞒采访的身份、意图或工具，显然，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方式可能构成对社会和他人（被访人）的损害，有违新闻职业诚信原则，对社会已建立的秩序造成破坏 对于现实中的人能否欺骗、何时可以欺骗的问题，人们所持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其实，欺骗的害人害己的恶的大小是与其善意成反比，与其恶意成正比的。如果说谎是出自于善意，谎言的罪孽就减轻了。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等善恶原则，当诚实之善与其他更大的善发生冲突难以两全时，权衡欺骗的善恶成为必要的选择。当隐性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全社会利益时，应该允许隐性采访在一定条件和范围被使用 二、隐性采访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记者可以假冒身份、偷拍偷录等行为的权利；相反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可以找到大量明确的法规构成对隐性采访行为的某种限制。除非获得了相关职能部门的授权，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记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以违法对付违法或以犯罪对抗犯罪的 在诸多关于隐性采访法律问题的争论中，隐性采访中对公民的人格权利的侵犯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被采访对象作为起诉媒体和记者的理由。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关于新闻侵权方面的法律，法学界一般用“新闻侵权法”一语来概括因新闻侵害公民权利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之法律规范，广义的新闻侵权客体包括了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荣誉权、姓名权等多种权益 1．隐性采访与侵犯名誉权 考虑到新闻侵权和新闻侵害名誉权的特殊性，可把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划为五个要件：一是存在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二是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三是新闻侵害名誉权作品有特定的指向；四是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五是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与名誉受损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名誉权本来就好似新闻采访的软肋，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