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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语境下的法律现代化与职业化【摘要】韦伯认为法律现代化是根据形式的合理性准则调节社会关系合理化的产物。而法律现代化必然要求法律职业化，两者是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和职业化面临着形式理性化与文化多元化、权利保障需求多元化、实体正义以及法律亲民化的挑战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 法律职业化 关联 困境 伴随着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法律也同样面临一个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变革。在法律向现代化的转型和变革中必然要求法律职业化。法律现代化和法律职业化的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但至今仍众说纷纭，未得出成熟理论。鉴于此，笔者通过研究韦伯关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职业化的理论，从而为我国法律现代化和职业化提供有益借鉴 韦伯语境下的法律现代化和法律职业化 韦伯语境下的法律现代化。在近现代西方社会中比较早地从理论上系统研究法律现代化问题的，当推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探讨了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历史逻辑：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内在驱动因素；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外在驱动因素，主要考察法律与政治、经济及宗教的相互关系。① 第一，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内在逻辑要素。裁判方式的变革。形式化的裁判，要求以公开的、成体系化的逻辑一致的法典为判案依据，这就消除了裁判案件以神秘主义、实质伦理为基础，大大推动了法律从形式非理性走向形式理性化；法律教育的方式。韦伯认为，从经验式的法教育中是无法产生理性化的法律，是纯粹经验性的运用。而在大学进行的“学问式”的法教育有助于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法学者群体的形成与法律实务者的利益取向。法官进行的形式裁判以及受过形式主义训练的法律专家们不断进行的体系化法律建构都推动着法律走向形式理性化；对罗马法的继承。法学家们研究法律开始朝着形式逻辑的方向发展，不在仅仅只是陈述个别具体案例，而是上升到法律原理层次进行法律思考并进行演绎式推理 第二，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外在驱动因素。韦伯认为西方法律现代化过程不仅受到内在因素的驱动，而且受到诸如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政治权力。在韦伯看来，政治权力是法的形式理性化的主要推动力。公权力越是强化，对法律形式化得影响就越大；经济条件。韦伯认为经济条件在推动西方法律理性化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扩大促成了经营者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其二，市场利益相关者创制的自律性的经济法律技术形式成为决定性力量；其三，法律的严格形式性和可感知性是在营业上的交易安定性的要求。宗教的理性化。韦伯通过研究西方法律理性化与宗教理性化之间的关系，得出教会法和宗教法律教育在近代西方形成形式理性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韦伯语境下的法律职业化。韦伯指出：职业性的法律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经验性的法律教育，即由实务家来进行的“工匠式”训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交由律师来训练的工会式的法教育；一种是理论性的法律教育，它通过在专门的法律学校里进行理论性的教育，以理性和系统化的方式来研习法律，其以近代大学里的法学教育为代表。韦伯指出，大学里的现代法律教育将法律理论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内容，是一种学术性的法律教育，其优点在于它所产生的法律概念具有抽象规范的特点。结合韦伯关于法律职业的阐释，笔者认为韦伯眼中的法律职业化，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共同的法律意识。法律职业化需要掌握和熟悉法律的职业者，这些职业者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者），他们有着共同的法律意识即奉行法律至上。第二，共同的职业追求。从事法律的职业者他们有着共同的为人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宗旨，维护和实现法律权益是他们的共同责任。第三，共同的学理基础。法律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要求法律职业者只有通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而逐步才能培育起来的法理素养才能够使职业者具有娴熟的专业技术。第四，共同的思维方式。法律职业者以三段论演绎逻辑推理为基础并根据法律技术规则作出法律行为，这种推理方式有利于遵守形式法律 法律现代化与法律职业化的内在关联 韦伯极其关注法律的现代化与职业化的关系，并力图在法律的发展史及其变迁过程中获得阐释。韦伯把法律现代化描述为一个法律秩序的理性化过程，而法律职业化则正是实现法律秩序理性化的必然选择。从历史来看，“从事法发现的法实务家阶层，除了司法的官方担纲者之外，还有法律名家，亦即宣法者、判决发现人、审判人以及祭司等。随着司法裁判越来越赋予讲求经验，并且最终要求有专门知识，我们发现法利害关系者的私人法律顾问和代理人（辩护人、律师）纷纷登场，成为法实务家的另一个范畴。他们借着法的发明而对法的形成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法学专门知识的高涨需求造就了职业律师。”②同时来自于财货交易及从事此种交易的法利害关系者越来越对法实务家在经验和专门知识上有越来越高的要求，这都促使法的理性化全面向前推动。韦伯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