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和视野下城市农民工.docVIP

公民参和视野下城市农民工摘 要：公民参与不仅包括政治参与，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参与。农民工在城市的公民参与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民工个人权利的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以及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根据在武汉市的调查，当前农民工的公民参与度较低，处于城市的边缘状态。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生存状况、城市认同心理、组织化水平、公民参与的动员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农民工的公民参与水平，必须采取多方面措施建立农民工公民参与制度及其社会基础 关键词：公民参与；农民工；政治参与；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夏对武汉市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的专项调查，仅有19.3%的人表示回乡参加过最近的一次村委会选举，高达79.5%的人表示从未回乡参加过村委会选举。［5］两次的调查结论大致相当。可见，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进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权利不仅无法在农村社会实现，而且在城市社会也处于缺失状态，成为城乡的双重边缘人 （二）农民工的社会参与 尽管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社会组织、公共文化生活以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领域的社会参与日益重要。在传统封闭的农村社区，农民的流动性较弱，农民是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主体。当他们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以后就成为信息的无知者和利益不相关者，对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缺乏有效的动力，从而处于参与的冷漠状态。当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他们的城市社会参与状况如何呢? 在社会参与的认知上，被调查的农民工中认为自己完全有权利参加城市社区事务管理的占32.5%，认为自己基本有权参加城市社区事务管理的占21.4%，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参加城市社区管理的占22.5%，还有23.7%的人处于无意识的“不清楚”状态。当问及“您是否参加城市社区的公共事务”，仅有12.1%的人表示参加过,高达61.9%的人表示从未参加过，还有26.0%的农民工表示“想参加但没有机会”。根据有关学者于XX年对武汉市农民工的社区生活状况的调查，仅有2.8%的人表示自己是城市社区的一员，有77%的人对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有10.8%的人表示自己愿意参加社区里的活动，XX年为主，20～55岁的占总数的72.1%；男性务工人员较多,占总数的68%；文化程度较低，主要在初中以下；职业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工等低技能的“体力型”职业领域；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状况都较低；居住期限较短，流动性较强，入住工地和租房的人较多。农民工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较为艰苦，职业流动性较大，闲暇时间较少。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他们很少返乡参与家乡的政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而农民工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很难享受到体制内的资源，他们的需求也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挣钱满足生存的需要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动机。相对而言，城市公共事务距离他们的现实生活较为遥远 （二）在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农民工遭受城市社会的排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度较低 农民工的公民参与状况不仅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等社会资本有关，而且与整个宏观政治社会管理体制有关。根据我们的调查，愿意住进城里的农民工占到调查总数的64.1%，但事实上，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到城市社会的各种公共资源，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受到户籍制度等方方面面的限制。在此背景下，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而非现实利益相关者和诉求者。在没有利益驱动的情况下，以挣钱为主要目的理性农民工很难有参与城市政治社会公共事务的动力 同时，农民工的亦农亦工、亦城亦乡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受到城市社会体制和文化上的种种排斥。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根据李景治和熊光清的研究，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经济、政治、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８］当前，相当多的农民工实际上已经从户籍所在地的政治系统中脱离出去，而在城市中又没有正式户口和市民身份，在中国城市现行政治体制之下，他们就成为从不或者极少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政治边缘人”和“社会边缘人”。比如选举权是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最直接、最广泛的政治权利，选举活动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但农民工很少参与选举活动。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城市“合法”的选民身份，他们也不能参加城市的选举活动。这样，作为合法公民，他们却无法享受到合法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出于同样的原因，农民工参与其他相关社会事务的渠道也不畅通 就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来说，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方方面面，农民工几乎都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