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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摘 要】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是在老一代中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学者研究实践下逐步建构起来的。在秉承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较多问题，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作 者】暨爱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081；彭永庆，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副教授，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代，但学科真正的独立却是在二战后。中国政治人类学的发生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西方学科的“中国化”过程，大约从1980年代前后到今天，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身份逐渐被国内学界所认同。特别是近年来学科研究中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实际问题的日益关注，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了新的内容。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近年来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推进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一、中国早期人类学本位的政治研究 XX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并未出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自觉，学者们大多是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下关注政治现象和本质。其中既有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学术实践，也有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 (一)中国人类学家的本土学术实践 早在1935年，林耀华就以福建义序乡这个南方典型的宗族村落为田野点，对该村的宗族组织进行了深入调查。林先生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文献考证与直接参与观察的结合。在义序的个案中，林先生发现宗族是当时农村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乡村社区自我治理的纽带。[1]次年，林先生发表了中国人类学学者以参与观察法研究中国汉族家族、宗族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44年和1948年，林耀华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了他的小说体民族志《金翼》。在该著中，作者通过对福建省古田县黄村有着密切关系的两家人的变化的考察，展示了乡村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和结构，以及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成为中国南方乡村社会和家族体系变迁的缩影。[2](P4)成书于1930年代的《义序宗族的研究》与后来的《金翼》，都反映了1930年代中国农村的家族制度及其变化。但两者的差异亦是明显。就其观察视野而言，前者基本上只是局限于具体空间的共时层面上研究，而后者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背景则显得更为广阔，时间、空间跨度也更大；在文本叙事方式上，前者属于典型的论文形式，后者则采用了灵活的小说手法；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上，虽然两者在都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但后者还融入了后来在美国发展出的“平衡论”。③ XX年代，因时局关系，中国学术研究也反映出时代需要，其重要表现即为“边政学”的兴起。就建立在人类学本位之上的政治研究而言，随着抗战爆发中国北方和东南地区的许多高校以及学术研究机构，先后相迁到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地区后，吴文藻等一批人类学、社会学者就开始了对边疆民族政治、思想、风习、制度等问题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为政府处理边疆民族的实际问题，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这一研究范式当时被称为“边政学”。在学术史的意义上，这是中国人类学家首次将人类学应用到国家政治建设中的有效尝试 还必须的提及的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二著在中国人类学学术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林耀华的《义序宗族的研究》和《金翼》是从中国乡村宗族组织和人际关系视野分析族权与绅权的形成背景和表现形式的话，那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则可看作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变迁过程的深入研究。④林、费两人的著作均成为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典范之作。虽然两人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政治作专题研究，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政治人类学所关注对象的描述，揭示政治行为、组织和各种政治关系成为影响社会变迁不可避免的因素 (二)西方人类学家的中国研究 与中国人类学者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实践相映衬，XX年代，西方人类学学者无法进入大陆开展学术调查和研究。职此，弗里德曼只有通过对新加坡等地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中国人类学家的文献作品(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以及一些能接触到的中国历史文献，对中国宗族组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别于1958年和1966年撰成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著，其中所阐释的宗族理论在中国及海外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弗里德曼试图通过从福建、广东二地经济基础开始，细述当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对其以下的各层组织，如房、支、户以及这些组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