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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在西方诗经学中运用【摘 要】 [HTK]从汉籍外译的传播起源来看，海外汉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及至第三代汉学家之一的葛兰言，高举社会学分析法的旗帜，将文化人类学第一次运用于《诗经》研究。他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得出《诗经》是庶民之作的结论。从庶民的习俗演变为季节性的仪式再到官方正统崇拜的仪礼嬗变过程中，他为我们推导出国家宗教的产生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这在当时古今中外一切学人研究《诗经》上千年而几乎到了尽头的时候，他能利用新方法，创出一个新学派，使海外汉学从此走上一条新路，这是葛兰言对海外汉学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HTK]海外汉学；社会学分析法；庶民；王祭 【作 者】吴结评，四川宜宾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宜宾，644007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XX年(1626年)，法国著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于1610年来华)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在杭州镌刻印行，成为中国典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从此，西方诗经学有了它的第一道起跑线。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初叶，法国曾多次派传教士来华，开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汉学时代，并一直延续到XX年)到中国进行田野考察 从沙畹以降的伯希和、马伯乐与高本汉等人都是以语文学作为其研究方法，而同时代的葛兰言却举起社会学分析法的旗帜，第一个将此方法运用于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这些著作连获法国汉学的最高荣誉奖儒莲奖，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而他所著的《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列入法国新史学运动人师白尔(Henri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葛氏所用的社会学，其实就是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它在英国被称为人类学，在法、德被称为民族学，其学科范畴相当广泛，分支有民俗学、神话学等等，视野沟通古今，通过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人类社会中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艺术创作以及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等 葛兰言初修历史学，后师从沙畹学习中文，想以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听过法国现代社会学派开创者杜尔干的课程，大为感动，在其著作中，他特别喜爱的是《自杀论》一书。该书所举事实全是具体的社会事实，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一个极复杂的社会事实。该书还指出，研究此类事实，要避免心理的与道德的主观的解释，应在客观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求社会学的说明。他也特别推崇杜氏的学术继承人莫斯，“一是因为莫斯是一位社会学家而兼宗教史学家，且亦是一位生就的神话学家，故在精神上颇与葛氏相投合；二是因为莫斯所代表的社会学派，已较杜尔干时代大有进步，特别是在方法论上杜氏的社会学方法论尚充满了哲学的色彩与系统的说明。及到了莫斯的手中，就完全成为分析事实与研究事实的方法。”④由此可见，葛氏的学术渊源来源有二：一为沙畹开创的(以语文学为其正宗的研究方法的)法国的中国学派，一为杜尔干与莫斯所领导的法国的社会学派。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1919年法文版出版，1932年同时在英美出版英文版)便是结合两个学派的两种方法去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 一、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 《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由五部分组成：绪论、诗经的情歌(第一编)、古代的祭礼(第二编)、结论和附录 绪论开篇，葛氏说：“我的愿望是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了解古代中国的习俗与信仰并非是不可能的。”⑥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要选择《诗经》里的爱情歌谣做对象，因为“《诗经》是一部古典著作，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中国人的宗教形式。”(3页)其理由有二：“《诗经》的文献价值，尤其是情歌各篇的文献价值，是可以准确地确定的。这是挑选《诗经》作为我的研究对象的首先一个理由。同时，象《诗经》这样具有很高程度的准确性的文献别无他见，这也是选用它的主要理由。”(4页) 第一编和第二编是论文的核心部分 (一)诗经的情歌 该编共有四章，在第一章《怎样阅读古典》中，他指出：“研究《诗经》，不仅是为得到博物学的或关于古代国民的知识，人们能够在象征的样式中发现事实之外的价值判断。”(13页)“以往的《诗经》研究者往往出于实际的目的，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文学的。虽然也曾偶然收到一些成果，然而却没有发现《诗经》的原始意义。”(15页)因此，他“不甘于文学性的说明”，“不是要考察每个歌谣的文学价值”，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去“发现一类歌谣的本质要素”，关注诗的主题，“力图探求歌谣的原始意义”。他认为，《诗经》歌谣中最为重要的是情歌，按照本质主题的分类，在其后的三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