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与谐社会政治道德基础.doc

构建与谐社会政治道德基础作者简介：张桂珍(1965- ），女，江苏溧水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学。 “和谐社会”不仅是指一个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而且也是指人们心境的平和与宁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理精神秩序，就不可能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或者换句话说，比之于构建社会生活的和谐秩序或状态，构造人们心理的精神的和谐秩序或状态要更为复杂、更为深刻、更为根本。惟其如此，一种真正优良而持久的社会生活秩序和谐才有可能，也才值得人们信赖和期待。所以，和谐社会的概念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生活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和法律的事情，而且也是道德伦理的事情 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里，建构“良序社会”的基本方式或基础条件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尤其是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既是社会基本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基本制度建设的最高成就。所以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一书中便开宗明义地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制度或者规范的创建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的标志性成果 “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一个正义社会，正如一个道德上的“好人”(道德善者）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一样。很难想象，一个缺乏起码公正秩序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正义的秩序虽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目标，然而却是最难达成的社会制度成就或制度美德。原因在于，正义的社会秩序首先必须通过社会的制度设计、制度选择、制度安排和制度运作来实现，但所有这些制度设计、选择、安排和运作过程都是异常复杂而艰难的社会实践工程。由于人类自身能力的局限和后天社会条件与资源供应的限制，社会制度的设计、选择、安排和运作都难以达到绝对公正，因而由制度体系所提供并维持的社会生活秩序都只能是相对正义。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社会制度的运作不仅依赖于具体主体(人）的操作技术和道德品质，而且其运作效果也取决于其约束对象的制度意识或规则意识，甚至取决于其约束对象的内在道德品质，正像另一位当代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先生在其《追寻美德》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对于一个没有正义德性的人来说，即使是再完备合理的正义规则也等于零。而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任何逃避社会制度约束的“例外行为”都会造成整个社会制度约束体系的失效，因之造成社会生活秩序的失范和紊乱 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那些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实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１][Ｐ１) 国家和法律是正义的制度体现。国家的目的在于以公共权力这种权威的方式实现正义，正义的要求应在一个国家或其它共同体的实在法中得到广泛的实现。就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正义乃是法律应当与其相协调的一个标准”[２][Ｐ２６９]。最后，正义是社会和个人政治行为的准则。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正义依赖于国家正义。美国现代哲学家和教育家艾德勒认为，正义有两大领域。一个是关于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有组织的小区(即国家）之间的正义。另一个领域则是关于国家与构成国家人口的人之间的正义。[３][Ｐ１９１-１９９]关于组织或国家行为的正义，最公正的形式是一个有普选制和宪法的共和国，宪法要包括保障所有人自然权利的经济和政治权条款。一个民主立宪国家的最高正义，是给所有公民以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在个人正义和社会国家正义中，社会和国家基本制度正义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正是社会和国家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等基本社会结构，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发生持久深远的影响，合理、正义的基本制度能够给社会成员实现人生理想、生活目标提供公正的条件 基本制度的道德是社会其他道德的基础。因此，在一个政治不道德的社会制度中，个人的道德既失去评判的标准，又无法完全实现。因为只有制度和体制的道德才是深刻的和广泛的，才是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个体道德所无法达到的。个体的道德性是有限的，特别是我们正处在把市场经济用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之中时，各种新旧观念相互冲撞，善恶是非界限十分模糊，这就亟需以制度和体制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规范，使行政人员在善与恶之间，在被鼓励的、允许的行为与被反对的、禁止的行为之间不再麻木不仁，并建立起坚定的道德价值取向 在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基本制度安